10克、25克与“无论数量多少”：
芬太尼犯罪司法规则进入精细化阶段

202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芬太尼类物质犯罪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同步施行。

两份文件的意义，不只是增加几个“克数”。从司法体系看，它们把芬太尼类物质犯罪进一步纳入一套从列管、立案、鉴定、证据审查、明知认定、定罪量刑，到违法所得追缴和案件管辖的完整刑事司法框架。

一、两份新规同时落地：一个管“办案适用”，一个管“立案追诉”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信息显示，三部门联合制定的《意见》共18条，重点明确芬太尼类物质范围、定罪量刑数量标准、证据收集与审查、明知认定、违法所得追缴以及关联案件管辖等问题。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的《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重点解决的是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何种情形应当立案追诉”。两者自2026年9月23日起施行。

这一区分十分重要：“立案追诉标准”不等于“最终判刑标准”。前者解决的是达到什么条件进入刑事追诉；进入审判阶段后，仍需依照刑法、司法解释及《意见》，结合数量、犯罪性质、具体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确定刑罚。

二、10克、25克：数字背后是两套分类规则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明确，走私、贩卖、运输、制造芬太尼类物质，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无论数量多少，均以相应毒品犯罪立案追诉。

对于非法持有，文件则设置了两条数量路径：芬太尼、瑞芬太尼、舒芬太尼、阿芬太尼等药用芬太尼类物质达到25克以上；其他非药用芬太尼类物质达到10克以上。若非药用芬太尼类物质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确认具有药用用途，则适用药用标准。

此外，两种以上芬太尼类物质分别没有达到门槛，但按相应立案追诉数量比例折算后累计达到标准的，也应立案追诉。这意味着司法实践中的“数量”并非永远等于某一包物质的简单称重结果。

三、为什么要区分“药用”与“非药用”

《意见》将芬太尼类物质进一步区分为药用与非药用。对于芬太尼、阿芬太尼、瑞芬太尼、舒芬太尼等药用芬太尼类物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的数量标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毒品犯罪司法解释中关于芬太尼的数量标准；其他非药用芬太尼类物质，则参照海洛因相关数量标准。

这种设计体现的是刑事司法中的“分类评价”。同属一个结构性类别的物质，在合法药用场景和非法滥用场景下，其监管背景、流通方式与法律评价可能并不完全相同。

四、一个发生在2024年的新疆案例：数量并不是“称完就结束”

在新疆伊犁一起合成大麻素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苏某甲以“埋包”方式贩卖“花和烟丝”100.18克；马某随后准备转交剩余毒品时被查获，现场查获99.16克。鉴定显示，相关物质含有合成大麻素5F-EDMB-PICA，并按照当时适用的折算规则折算为相应海洛因数量。

苏某甲的辩护人对折算标准提出异议，认为案发时间早于2024年4月19日相关折算表发布，不应适用后发布的标准；同时对称重、封存、送检程序提出质疑。法院最终未采纳相关辩护意见，认为案涉“花和烟丝”属于合成大麻素，国家禁毒委员会依据相关成分的依赖性制定具体折算标准，可以适用于本案。

这一裁判思路至少说明一个实务问题：毒品犯罪中的数量认定，可能同时涉及净重量、成分鉴定、含量鉴定、折算标准以及程序合法性。因此，“100克”本身并不能完整描述刑事案件中的法律数量。

本案中，苏某甲最终以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10万元；马某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3万元。其他被告人的责任则根据交易次数、交易证据、认罪认罚、自首、累犯等因素分别评价。

五、从微信转账到“埋包”定位：电子证据正在成为毒品案件的关键拼图

新疆案例中，法院认定多名被告人实施贩卖毒品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供述、证人证言与微信交易记录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交易时间、地点、数量、包装、钱款以及微信视频、定位等细节，形成了较完整的证据链。

这一点与2026年《意见》的证据规则形成明显呼应。《意见》明确要求，对利用互联网实施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应及时、规范收集网页、朋友圈、电子邮件、即时通信、文档、图片、音视频、用户注册和身份认证等电子数据。

换言之，未来涉芬太尼类物质案件的证据形态，很可能越来越呈现出“实物证据＋资金流＋物流＋聊天记录＋行程轨迹＋人员关系”的组合结构。

六、“明知”成为新规中值得长期观察的关键词

对于芬太尼类物质犯罪，被告人如果辩称“不知道是毒品”，案件就进入主观明知的证明问题。《意见》给出的路径并不是只看被告人自己的口供，而是允许综合同案人员供述、证人证言、物流单据、资金交易、通信记录和行程轨迹等证据判断。

如果缺少直接证据，还可以结合行为方式和过程、查获时情形，以及行为人的年龄、文化程度、生活状况、职业背景、既往毒品违法犯罪经历、与共同犯罪人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分析。

七、从“人”到“钱”：新规把违法所得追缴写进完整办案链

《意见》不仅关注毒品本身，还要求收集证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性质的证据，对违法所得及收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其他涉案财物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对于可能并处没收财产的案件，公安机关还应调查存款、汇款、房产、机动车辆以及投资、经营公司、企业等情况，并制作财产清单随案移送。

这使芬太尼类物质犯罪治理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全链条”特征：刑事司法不再只围绕“毒品在哪里、谁拿着毒品”，同时关注毒资从哪里来、钱去了哪里、收益形成了什么财产。

八、从个人持有到上下家网络：管辖与并案也被进一步明确

《意见》提出，对于长途贩运、利用物流寄递或者互联网跨区域实施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案件，应按照有利于侦查取证、保证办案质量的原则依法确定管辖；对于上下家犯罪、共同犯罪以及关联犯罪，在有利于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可以并案侦查。

这一规则与现实犯罪形态中的“线上联系、异地付款、物流交付、跨区域取货”相对应。对于侦查机关而言，案件可能从一个收货人扩展到交易链条；对于辩护而言，则意味着共同犯罪范围、上下家关系、主从犯地位以及每个人实际参与程度，都可能成为案件结构的重要问题。

九、从2019年整类列管到2026年司法规则：治理链条继续向后端延伸

十、两份2026年文件，究竟改变了什么？

结语：真正的变化，是“从列管到司法”的闭环

如果只看数字，2026年的芬太尼犯罪新规容易被概括成“25克、10克、12.5克、5克”。但把两份文件放在一起看，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背后的司法体系。

它首先回答“什么是芬太尼类物质”，随后回答“什么行为进入刑事追诉”，再回答“如何证明成分、数量和主观明知”，并继续延伸到电子数据、资金流、违法所得、跨区域管辖以及关联犯罪。

这也是为什么，未来观察芬太尼类物质案件，不能只盯着最终判了几年。更值得持续观察的，是物质分类如何认定、数量如何计算、电子证据如何形成闭环、“明知”如何证明，以及上下游犯罪如何被纳入同一案件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2026年的两份新规，更像是把芬太尼犯罪治理从“列管”进一步推进到了“司法精细化”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