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多久可以对事实认定负责？

一一个“普通人”坐在法庭上的意义

这一幕，在全国各地的法庭上，每天都在以不同的版本上演。

人民陪审员制度，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是要让“普通人”的常识、良知和生活经验进入司法过程，与职业法官的专业判断形成互补与制衡。但当“我同意”成为陪审员最常说的话，这项制度就面临一个尖锐的追问：人民陪审员，到底多久才能对事实认定真正负责？

二陪审员的设计初衷：让“门外汉”掌管事实

西方陪审制的核心逻辑：事实与法律的分离

现代陪审制度发源于英国，成熟于美国，其最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截然分开。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模式下，这一分工被贯彻得最为彻底。

具体而言，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通常为12人）仅负责事实认定。他们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审查证据的可信度，最终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在民事案件中则是判定侵权是否成立、谁胜谁负。陪审员不需要进行法律推理，不需要援引法条，他们被要求仅依据法庭上呈现的证据，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良知做出判断。正如北京法院网的一篇文章所概括的：“陪审员由一定数量的‘门外汉’组成，负责认定事实；法官负责适用法律。在小陪审团模式下，陪审员负责裁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或民事侵权，法官则据此适用法律作出最终司法判决。”¹

与陪审团的事实认定权相对应，法官的职责集中在法律适用和程序主持。法官负责确保审判公平公正、解释法律规则、指导陪审团如何适用法律，并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决后负责量刑。关键在于，法官必须尊重并接受陪审团对事实的最终裁决，不能干预或推翻陪审团的判断。一篇分析中西陪审制度的学术文章指出，在英美法系中，“陪审员单独行使事实裁定权，负责作出关于案件事实及胜诉方的裁决。法官虽需就法律问题向陪审员作出解释，但不能驾驱陪审团或侵夺其职权。法官与陪审团职权独立，法官必须接受陪审团的裁决。”²

这种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承认法律专业判断与生活常识判断各自有其边界。法官懂法律，但不一定懂人心；陪审员不懂法条，但懂人情世故、懂社区规范、懂“一个正常人会怎么做”。让陪审员管事实、法官管法律，本质上是在司法过程中嵌入了一个“民意校准器”。

当然，西方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实行的是参审制，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既参与事实认定，也参与法律适用，享有平等的表决权。北京法院网的另一篇文章对此有清晰描述：“陪审员以个人名义参与审理、裁决，有权与职业法官共同主持庭审活动，共同解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问题，并享有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³但即便在参审制下，由于职业法官在庭审组织和法律知识上的优势，实际运作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陪审员更多扮演的是“参与见证”而非“独立裁断”的角色。

无论是陪审团制还是参审制，制度设计者都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普通人有权、也有能力对“事实”做出判断。这不是因为普通人比法官更聪明，而是因为事实认定本质上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技术问题——它涉及对证人可信度的感知、对行为情境的理解、对常理常情的把握，而这些恰恰是“普通人”的优势所在。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历史渊源与可贵实践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并非舶来品的简单移植，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长脉络。

从制度名称的引入看，清末1906年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最早出现了“陪审员”的概念，但那更多是纸面上的仿效，未及真正落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明确规定，除简单案件外，原则上采取合议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法庭。这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在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制度化实践。

此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普遍推行陪审制度，吸收各阶层人士参与审判。这一时期的陪审实践带有鲜明的“群众路线”色彩——审判不只是专业法官的事，而是要让群众参与进来、让群众说了算。这种理念，与西方陪审制的“同侪审判”传统有相通之处，但更强调司法的大众化和民主化。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明确了人民陪审员制度，1954年宪法正式将其确立为国家基本司法制度。1956年和1963年的相关指示推动陪审员大规模参与审判，形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陪审员不仅在事实认定上发挥作用，也在法律适用上拥有发言权，体现了当时对司法民主的高度重视。“文革”期间，制度受到冲击和破坏，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宪法恢复该制度，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审案件应普遍由陪审员参与。

改革开放后，随着司法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一度面临“边缘化”的压力。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这是该制度的第一部单行法律。2015年，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启动，核心方向是区分“事实审”与“法律审”，让陪审员专注于事实认定。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颁布实施，标志着这项制度进入了新的法治化阶段。

回望这段历史，人民陪审员制度最可贵的实践遗产在于：它始终试图在专业司法与大众参与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在革命根据地时期，这种张力表现为“群众审判”对旧司法体系的改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表现为“人民当家作主”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化；在改革开放后，表现为对司法民主和司法公信力的持续追求。制度的形式在变，但“让普通人参与司法判断”的初心未变。

三当“陪审”变成“陪衬”：形式化的种种面孔

然而，制度的初心与制度的实态之间，往往隔着漫长的距离。

“陪而不审，审而不议”：最核心的病症

所谓“陪而不审”，是指陪审员虽然在庭审现场，但并未实质性地参与审理——不提问、不发言、不追问，只是“在场”。所谓“审而不议”，是指到了合议环节，陪审员不发表实质性意见，或者只是简单附和法官的意见。有研究指出，许多陪审员在庭审中沉默，仅表示“同意”，无法实质参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评议，制度沦为形式和摆设⁴⁵⁶。

这不是个别现象。在专门法院（如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学术分析指出，普通人民陪审员因缺乏专业性自信，往往盲目跟随法官意志，导致功能虚化和制度形式化⁷。一位基层法官曾私下坦言：“说实话，有些陪审员来了就是坐一上午，中午吃个盒饭，下午继续坐。你问他有没有意见，他说没有。你说这样的陪审，除了凑够合议庭人数，还有什么意义？”

“驻庭陪审”与“编外法官”：身份的异化

比“陪而不审”更隐蔽、也更值得警惕的，是陪审员身份的异化。

按照制度设计，人民陪审员应当是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代表的是“芸芸众生”的常识与良知。但实践中，部分法院倾向于使用“熟面孔”——那些有时间、有热情、配合度高的陪审员被反复安排参审，形成了所谓的“驻庭陪审”和“编外法官”现象。有批评指出，部分陪审员长期固定参与陪审，脱离了普通群众身份，丧失了代表民意和广泛性的初衷⁸⁹¹⁰。人大代表在调研中也尖锐地指出，部分法院倾向使用有经验陪审员或聘任“专职人民陪审员”，导致陪审员来源固定，背离了司法民主的广泛性和“平民化”初衷¹¹。

选任结构的失衡：谁在代表“人民”？

陪审员应当代表“人民”，但“人民”是谁？

实践中，人民陪审员的选任长期存在“精英化”倾向。早期的陪审员选任往往偏好高学历、有专业背景的人士，普通工人、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偏低。虽然近年来通过“两个随机”（随机抽选候选人、随机抽选个案陪审员）改革有所改善，但结构性问题仍未根本解决。有研究指出，陪审员数量少，且呈现“精英化”倾向，普通群众比例虽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充分体现司法民主¹²¹³¹⁴。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机抽选的落实问题。尽管《人民陪审员法》明确规定了随机抽选原则，但个别法院存在执行不严格的情况¹⁵。有研究观察到，部分陪审员参审案件占比过高，“陪审专业户”现象仍然存在¹⁶。这意味着，虽然制度文本上写着“随机”，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变成“selective”——选谁不选谁，法院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

职权界定的困境：陪审员到底该管什么？

在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确立“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之前，人民陪审员被要求同时参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这带来一个根本性的困境：陪审员大多是法律门外汉，让他们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要么是“被普法”后的附和，要么是凭直觉的“乱点鸳鸯谱”。有研究指出，过去陪审员被要求同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由于其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导致其难以在事实认定上发挥应有作用，反而陷入“无法审”的困境¹⁷¹⁸。

四制度初衷与现实困局的断裂：为什么会“走过场”？

把上述问题放在一起看，一个更深层的追问浮现出来：为什么一个初衷良好的制度，会在实践中大面积地“走过场”？

权力结构的惯性：法官主导与陪审员依附

我国刑事和民事审判长期采取职权主义模式，法官在庭审中居于主导地位，负责调查证据、询问当事人、推进程序。在这种模式下，陪审员天然处于“旁听者”的位置——他们不熟悉庭审节奏，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发问，也不清楚自己的发问会不会打乱法官的部署。

更重要的是，合议庭的评议过程往往由审判长主导。审判长先发表意见，其他成员随后表态，这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锚定效应”——陪审员听到法官的专业分析后，即便有不同看法，也很难有足够的自信和知识储备去反驳。有学者指出，陪审员与法官职权界限模糊，陪审员缺乏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导致其难以发挥弥补法官社会经验不足的优势，甚至出现权力滥用或无效参与¹⁹²⁰²¹。

这里的关键不是法官“不让”陪审员说话，而是制度环境没有为陪审员的独立判断提供足够的支撑。陪审员没有阅卷权（或阅卷权受限）、没有独立的调查权、没有充分的庭前准备时间，到了法庭上只能“裸听”。在这种条件下，要求他对事实做出独立判断，无异于要求一个没有看剧本的演员即兴演出。

选任与管理的行政化：法院“自己选自己的人”

另一个深层问题在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和管理在实践中高度依赖法院。虽然《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了司法行政机关牵头选任、法院使用的分工，但实际操作中，法院对陪审员的“可用性”有很强的偏好——谁有时间、谁配合度高、谁“好说话”，谁就更容易被安排参审。

这种行政化的管理逻辑，与陪审制度“随机性”和“广泛代表性”的要求之间存在内在紧张。有批评指出，法院主导管理导致陪审员难以独立行使职权，培训、待遇及激励机制不足，导致陪审员参与积极性低，部分人持应付态度²²²³²⁴。当陪审员实际上是“法院的人”——由法院选、由法院管、由法院给补贴——他怎么可能在合议时对法官说“不”？

保障与激励的缺位：陪审是“义务”还是“负担”？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担任陪审员意味着请假、误工、交通成本，以及面对陌生法律程序的心理压力。如果这些成本得不到充分补偿，陪审就变成了纯粹的“负担”。有研究指出，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经费保障不足、与单位沟通不畅，导致陪审员积极性不高²⁵²⁶²⁷。

更深层的问题是：社会对陪审员角色的认知不足。很多陪审员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大的权力、应当如何行使权力。他们被通知来开庭，坐在那里，然后被告知“同意就行”。这种认知的模糊，既是培训不足的结果，也是制度文化缺失的表现。有调查显示，普通民众对陪审参与持排斥或可有可无态度，仅在有专业知识需求时才希望参与，反映出质效感知的差异²⁸。

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改革的方向对了，但落地了吗？

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这一改革的逻辑是清晰的——让陪审员做他们擅长的事（事实判断），不做他们不擅长的事（法律适用），从而真正发挥其社会经验优势²⁹³⁰。

方向是对的，但落地效果参差不齐。一方面，在一些法院，法官通过“三释明”工作机制（庭前释明、庭中释明、庭后释明）和“事实认定问题清单”，帮助陪审员聚焦事实争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³¹。另一方面，在另一些法院，“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区分流于形式——法官仍然在庭审中主导一切，陪审员仍然只是“听”，问题清单变成了“填空”，陪审员的意见仍然被忽视。

五那些真正“负责”的时刻：制度价值的证明

批评是为了改进，而不是否定。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不少案件中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正面案例，恰恰为改革提供了方向。

在重大敏感案件中，陪审员提供了“民意校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陪审员参审典型案例中，“重庆姐弟坠亡案”和“余华英拐卖17名儿童案”均引入了人民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在这类涉及公序良俗、伦理道德的重大案件中，陪审员从社会公众的视角出发，对事实情节进行伦理层面的审视，增强了裁判的社会公信力³²³³³⁴。这不是说陪审员改变了法律适用，而是他们在事实认定和情节评价中融入了公众的道德直觉，使裁判结果更贴近社会的一般正义感。

在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中，陪审员的专业背景弥补了法官的知识盲区。 在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案中，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协助法官理解技术背景³⁵³⁶。在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中，具有医学背景的陪审员结合医学知识和伦理考量，助力法理情融合³⁷³⁸。在涉农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农民陪审员利用种植经验助力事实查明³⁹⁴⁰。这些案例说明，当陪审员的“外行知识”恰好匹配案件所需的“专门经验”时，他们的事实判断能力可以远超法官。

在环境资源、未成年人保护等涉及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领域，陪审员带来了“社会视角”。 长江非法采砂案、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陪审员提出替代性修复意见或提供专业支持⁴¹⁴²。校园欺凌案、电竞酒店违法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公益诉讼案中，陪审员利用教育或公众朴素认知优势，推动落实未成年人权益保护⁴³⁴⁴⁴⁵。这些案例表明，陪审员的价值不仅在于“懂行”，更在于他们能够把社会公众对公平、对弱势群体保护的直觉带入司法过程。

六如何让陪审员真正对事实认定负责？

问题摆清楚了，出路在哪里？

随机抽选是陪审制度的生命线。没有真正的随机，就没有真正的代表性；没有真正的代表性，陪审员的事实判断就失去了“民意”的根基。

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实行“两个随机”——随机抽选产生候选人、随机抽选确定具体个案陪审员，严格限制个人参审频次，防止“驻庭陪审”⁴⁶⁴⁷⁴⁸。但关键在于落实。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抽选系统，让每一次抽选都可追溯、可监督；需要设定刚性的参审频次上限，从制度上杜绝“陪审专业户”；需要扩大候选人的基数，让更多普通群众有机会进入陪审员队伍。

截至2023年7月，全国共有31.6万余名人民陪审员，比《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前增加约50%，其中约21.9万人通过随机抽选产生⁴⁹。这个数字说明改革已经取得了进展，但相对于14亿人口来说，31.6万仍然是一个很小的基数。更重要的是，随机抽选的“质量”比“数量”更关键——抽出来的人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是否愿意并且能够实质参与，才是问题的核心。

“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需要更精细的操作机制。

“三释明”工作机制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庭前，法官向陪审员释明案件涉及的事实争点和相关法律框架；庭中，法官引导陪审员围绕事实问题发问；庭后，法官在评议时再次释明事实认定的要点⁵⁰。“事实认定问题清单” 则是另一个有效工具：法官在庭审前制作清单，列明需要陪审员判断的具体事实问题，让陪审员的注意力聚焦在“发生了什么”“谁做了什么”“证据是否可信”这些他们擅长的问题上⁵¹。

合议庭评议是陪审员行使判断权的核心场域。但如前所述，现实中评议往往变成“审判长说完大家点头”。

改变这一状况，需要从程序上保障陪审员的优先发言权。一个可行的做法是：在评议时，先由陪审员发表对事实认定的意见，法官随后发言。这样可以避免陪审员被法官的专业分析“锚定”。另一个做法是：对于陪审员与法官意见不一致的事实问题，应当在合议笔录中明确记载分歧，并在判决书中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这既是对陪审员意见的尊重，也是对裁判说理性的强化。

有学者建议建立职责豁免机制和惩戒机制，明确陪审员的权利义务⁵²。这一建议值得重视。陪审员在评议中发表不同意见，不应担心被追究责任；同时，陪审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审或敷衍塞责，也应有相应的约束。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是陪审员真正“负责”的制度前提。

陪审员不是“志愿者”，不能只靠热情和觉悟来支撑参与。需要建立合理的误工补贴和交通补助标准，确保陪审员不因参审而遭受经济损失；需要加强与陪审员所在单位的沟通，消除陪审员请假参审的后顾之忧⁵³⁵⁴⁵⁵；需要建立履职培训和指导机制，让陪审员了解自己的权力边界和行使方式⁵⁶。

但比物质保障更重要的，是对陪审员角色的社会认知。陪审员不是“法院请来的客人”，而是“人民的代表”。这一认知的确立，需要法院、媒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当陪审员走进法庭时，他应当感到自己是在行使一项庄严的公民权利，而不是在“帮法院的忙”。

在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案件中，陪审员的常识判断可能不够用。这时候，专家辅助人制度可以发挥作用：通过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出庭质证，帮助陪审员更好地理解和认定事实⁵⁷。但需要注意，专家辅助人的意见是“辅助”而非“替代”——最终的事实判断仍然应当由陪审员做出，专家只是提供理解复杂事实的工具。

同时，对于具有专业背景的陪审员（如医生、工程师、教师），应当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但也要防止“专业偏见”——一个医生陪审员在医疗纠纷中可能倾向于医院的立场，一个教师陪审员在校园欺凌案中可能倾向于学校的立场。陪审员的专业性应当服务于事实查明，而不是取代常识判断。

七结语：陪审员对事实负责，就是司法对人民负责

回到标题的问题：人民陪审员，多久可以对事实认定负责？

但这个答案还有更深一层。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负责，本质上不是一项“技术性安排”，而是司法民主的具体实现。它意味着：在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做这件事”“一个行为是否造成了损害”“一份证据是否可信”这些问题上，普通公民的常识和良知与法官的专业判断具有同等的分量。这不是对法官的不信任，而是对“多数人的判断力”的信任——一种植根于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信念。

这项制度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有过辉煌，有过停滞，有过改革。今天它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保留”，而是“如何让它真正运转起来”。让陪审员从“陪衬”变回“裁判”，让“我同意”变成“我认为”——这不仅是制度的自我救赎，更是司法对人民的承诺。

附录文献来源与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