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贵等与山西省某县人民政府乡政府行政补偿纠纷再审案——“禁止重复起诉”与“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羁束下再次起诉”之关系
陈某贵等与山西省某县人民政府乡政府行政补偿纠纷再审案——“禁止重复起诉”与“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羁束下再次起诉”之关系
案由: 行政> 行政主体> 乡政府
行政> 行政行为> 行政补偿
公开类型: 文书公开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类型: 行政再审
审理程序: 再审
来源:林玉萍:《 “禁止重复起诉”与“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羁束下再次起诉”之关系》,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23年第6期,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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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贵等与山西省某县人民政府乡政府行政补偿纠纷再审案
——“禁止重复起诉”与“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羁束下再次起诉”之关系
【裁判要旨】
“禁止重复起诉”和“禁止在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情形下再次起诉”均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具体体现。前者重在规制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前诉已被生效裁判认定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而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后者重在规制就已经前诉实体裁判的诉讼标的再次起诉。若存在前诉与后诉并非同一诉讼标的、前诉并未对诉讼标的作出实体裁判等因素,则难以构成重复起诉和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羁束之情形。
【索引词】
禁止重复起诉;禁止在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情形下再次起诉;一事不再理;行政委托;行政授权
【案情】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某贵、陈某宏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省某县人民政府
第三人(一、二审第三人):山西省某镇人民政府
第三人(一、二审第三人):陈某亮
本案系行政补偿相关案例。20××年×月×日,某县人民政府下发某文件《关于印发某县政策性关闭煤矿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号通知)。该通知所附《某县政策性关闭煤矿补偿实施方案》载明,补偿范围包括某县某镇某村煤矿,补偿金额为1500万元。某县财政局已将该补偿款拨付给某镇政府财政所。政府决定该款项分配方案为,某村村委领取300万元,陈某宏领取808万元,陈某亮领取250万元,余款142万元仍在某县某镇政府财政所账户。陈某宏不服,以某镇政府为被告,某县某镇某村村委及陈某亮为第三人,于2015年5月5日向山西省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结果是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山西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根据某县政府的×号通知,某镇政府对1500万元补偿款具有协调、确定数额并及时支付补偿款项的职能。如何分配及支付款项,属于行政职权行使范围,不属于行政审判审查范围,人民法院不宜直接进行判定。判决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陈某宏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陈某宏的再审申请。
陈某宏依旧不服,启动了新一轮的诉讼。在本轮诉讼中,原告增加了陈某贵。此外,陈某宏将原案被告某镇政府改变为第三人,以某县政府为新的被告,起诉到山西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山西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规定:“要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对于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针对同一事项重复、反复提起诉讼,或者反复提起行政复议继而提起诉讼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起诉,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本案原告提起诉讼,前后两个诉讼为同一法律事实,诉讼标的、诉讼理由和诉讼请求相同,而且诉讼的当事人也是一样的。本案原告的相关权益已经通过一、二审及再审行政诉讼程序予以救济,各级法院已经作出了相应判决。原告再次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相关规定,不予支持。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第69条第1款第6项之规定,作出行政裁定,驳回原告陈某贵、陈某宏的起诉。
陈某贵、陈某宏不服,提起上诉。二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第1款第9项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行政案件的“诉讼标的”,就是被诉行政行为。所谓“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是指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时,被诉行政行为已经为另案起诉的生效行政判决效力所拘束,立案后人民法院将无法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再行审理和判决的情形。陈某贵、陈某宏因案涉某村煤矿政策性关闭产生的煤矿资产补偿纠纷,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某县政府给付资产补偿款250万元及迟延给付造成的损失。在本案诉讼之前,陈某宏因案涉某村煤矿政策性关闭产生的煤矿资产补偿纠纷,曾经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某镇政府给付资产补偿款392万元及迟延给付造成的损失。山西省县法院、市中院以及省高院均对此作出判决。据此,陈某贵、陈某宏提起的本案诉讼的诉讼标的已经被陈某宏提起的前诉的生效判决所羁束,依法应当驳回陈某贵、陈某宏的起诉。一审裁定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陈某贵、陈某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系再审被申请人某县政府因政策性关闭案涉煤矿而产生的行政补偿争议。行政补偿属于行政义务,是行政机关因其合法行为对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积极采取的给付救济。某县政府是行政补偿义务主体。对于某县政府于20××年×月×日所作×号通知确定的补偿金额、补偿的具体方式等,再审申请人陈某贵、陈某宏并无异议,争议在于其认为第三人某镇政府未严格依照其持有的《关于某煤矿关井补偿资金与退换资源价款的分配方案》《关于某村煤矿关井补偿资金处理的分配协议》对其支付资产补偿款项。经一、二审审理及再审申请审查,前案诉讼未支持陈某宏诉讼请求的主要理由为:根据某县政府所做×号通知,某镇政府形成最终分配意见之前,支付补偿款的条件就没有成就。本案诉讼继而开启。一、二审法院分别以“重复起诉”和“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为由裁定驳回陈某贵、陈某宏的起诉及上诉,诉讼程序终结在实体审理及裁判之前。从最高人民法院询问及后续了解情况看,某县政府或者某镇政府至今仍未对案涉煤矿资产补偿款项的支付作出最终处理意见。某县政府所作×号通知要求的“抓紧组织实施”“各乡镇收到该补偿价款后,尽快协调各方利益,确定各方的补偿数额,将协商确定的补偿款及时支付,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克扣”至今十余载未能有效落实。既然陈某贵、陈某宏选择行政诉讼途径寻求权利救济,受诉人民法院自然先需对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其后才能进入实体审理及裁判。但一、二审法院在本案中有关重复起诉和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裁定理由,理据不足,缺乏说服力,构成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构成重复起诉。
本案最终结果为: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Y行终×××号行政裁定;二、撤销山西省YY市中级人民法院(××××)晋行初××号行政裁定;三、指令山西省YY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评析】
本案中,陈某宏一共提起两轮行政诉讼。在第一轮行政诉讼中,陈某宏为原告,除一审法院认为陈某宏所诉行政行为不属于法院审查范围继而驳回诉讼请求之外,二审及再审法院均认为陈某宏行为构成重复起诉,并裁定驳回。于是,陈某宏提起第二轮行政诉讼。在本轮诉讼中,陈某贵加入陈某宏成为原告。被告从某镇政府变成某县政府。诉讼标的依旧是政府的行政补偿给付行为。在第二轮诉讼中,一、二审法院分别以陈某宏、陈某贵行为构成“重复起诉”和“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及上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该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以及“重复起诉”“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关概念的理解及法律适用。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解及法律适用
“重复起诉”“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均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具体体现。在行政诉讼领域,一事不再理原则规定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若干意见》第10条“要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对于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针对同一事项重复、反复提起诉讼,或者反复提起行政复议继而提起诉讼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起诉,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
“一事不再理”概念起源于罗马法,被表述为“ne bis in idem”,学者将之翻译成“一案不二讼”。[1]其背后的理论支持有二:“诉权消耗论(或诉权损耗论)(actio consumitur)”[2]与“认诉论(litis contestatio)”。诉权消耗论认为,当事人针对一事之诉权具有次抛性,一旦当事人就一事启动诉权,则该诉权即被消耗,当事人无法再就该事二次启动诉权。而认诉论则认为,对于一次法院判决结果的接受意味着当事人就该纠纷的解决方案达成合意,这一合意宣告了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认诉”态度,因此,一方当事人在“认诉”之后再度提起诉讼的行为违背了这一合意。[3]
诉权消耗论是“诉讼系属”效果之体现。诉讼系属指某一诉讼案件正存在于法院的事实状态,反映了某个诉讼正处于某一法院审理过程中,是对诉讼自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的概括。诉讼系属会产生诸多法律效果,其中之一便是限制当事人再到其他法院就相同事实提起相同诉讼。
而“认诉论”事实上与既判力理论相关。所谓的既判力,是指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一旦生效,当事人和法院都应当受该判决内容的拘束,并且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主张与该判决相反的内容,法院也不得在日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冲突的判断。[4]
除了古代罗马法相关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也广泛规定于国际公约和各国、各地区法律当中。从法理上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大致包含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仅适用于法院所作的实体裁判,而不适用于程序裁判”。[5]据此,一事不再理原则更多指向法院对于任何实体上经过判决之诉求进行二次审理的情形。第二种观点较之第一种,增加了诉讼系属的内容。第二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理涵括了判决的既判力与诉讼系属效力两个层面,不仅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且诉讼一经提起就不得以同一案件再次起诉”。[6]在这种观点下,一事不再理原则发生的时间点更加靠前,即只要法院接受案件并开始对案件进行审理,则不能就案件再行提起诉讼或进行审判。[7]
从上述可知,一事不再理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获得了广泛认可。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文件与典型案例均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关内容。具体到本案中,一事不再理原则包括了“禁止重复起诉”与“禁止在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情形下再次起诉”两个方面。本案的一审与二审法院分别适用这两个禁止性规定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内涵及区别,而非仅仅审查其一。
二、“重复起诉”与“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羁束”相关规定及适用
(一)“重复起诉”相关规定及适用
构成“重复起诉”相关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由此可知,重复起诉包含三个要件。
一审法院在此三个要件基础上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10条“要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对于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针对同一事项重复、反复提起诉讼,或者反复提起行政复议继而提起诉讼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起诉,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认定陈某贵、陈某宏提起本案诉讼之行为构成重复起诉。
本案中,陈某宏一共提起两轮行政诉讼,两轮诉讼中三个要件对比为:在第一轮诉讼(即前诉)中,原告为陈某宏,被告为某镇政府,第三人为某县某镇某村村委及陈某亮,诉讼标的为“某镇政府拒绝向陈某宏支付392万元补偿行为的合法性”,诉讼请求为“请求某镇政府支付392万元补偿款”;在第二轮诉讼(即后诉)中,原告为陈某宏、陈某贵,被告为某县政府,第三人为某镇政府,诉讼标的为“某县政府拒绝向陈某贵、陈某宏支付250万元补偿款行为的合法性”,诉讼请求为“请求某县政府支付250万元补偿款”。
据此,后诉与前诉不构成法律规定之重复起诉。其理由在于:第一,诉讼主体不同。就被告而言,虽然在补偿开始之前,某县政府将补偿款划至某镇政府账户,委托其代为支付,但是这一委托关系并未改变二者独立作为不同诉讼主体的资格。某县政府与某镇政府具有独立行政主体资格,故而本案被告不同。就原告而言,前诉原告为陈某宏一人,后诉原告为陈某宏与陈某贵,故而原告也不相同。据此,本案不构成“后诉与前诉当事人相同”之情形。第二,诉讼标的不同。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乃为行政诉讼之标的。更进一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在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诉讼标的是“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合法性”或“对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不予答复的合法性”。在本案中,诉讼标的分别为“某镇政府拒绝向陈某宏支付392万元补偿款行为的合法性”与“某县政府拒绝向陈某贵、陈某宏支付250万元补偿款行为的合法性”,二者存在明显不同,因此不属于诉讼标的相同。第三,后诉的诉讼请求并未被前诉所包含。虽然后诉请求支付的250万元补偿款包含在前诉392万元补偿款当中,但是,前诉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包含由某镇政府作出资产补偿分配处理决定这一内容,而非仅仅就应当支付392万元作出裁判,而后诉则是要求某县政府支付原告所分配的250万元补偿款。因此,后诉的诉讼请求并未被前诉所包含。
综上,本案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均不同,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规定的重复起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二)“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羁束”相关规定及适用
“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理论依据在于,生效裁判经作出之后即产生拘束力,“根据一般观点,拘束力是指法院在作出判决之后,除非有特殊的理由,否则,不能任意加以变更或者取消。从理论上讲,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主要是拘束法院的行为。拘束力包括自缚力和限他力两个方面的内容。自缚力是指,判决对本法院的拘束力,即非经特别程序和法定事由法院不得就同一事项再行审理;限他力是指,判决对于其他法院包括上级法院的拘束效力。判决的自缚力是对法院本身的拘束力。这就意味着,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同一当事人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和同一诉讼标的重新起诉的、法院不得审理。如果胜诉的当事人重新起诉时,法院应当以缺乏保护利益为由驳回起诉;如果败诉当事人重新起诉的,法院应当以诉无适法性作出驳回起诉之裁定。”[8]
“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这一规定应当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前诉属于生效裁判;第二,前诉与后诉为同一诉讼标的;第三,前诉已对诉讼标的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实质处理。
二审法院放弃一审法院“禁止重复起诉”理由,转而在审理中适用“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这一规定,驳回当事人上诉。这一禁止性规定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第1款第9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本案中,从第二部分论述可知,前诉与后诉诉讼标的分别为“某镇政府拒绝向陈某宏支付392万元补偿款行为的合法性”与“某县政府拒绝向陈某贵、陈某宏支付250万元补偿款行为的合法性”,二者存在明显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前诉中,陈某宏诉讼请求是某镇政府支付392万元补偿款,一、二审及再审法院并未触及这一请求,而仅仅以人民法院无法在某镇政府作出资产补偿款决定之前审查其行政行为为由驳回陈某宏诉讼请求。换言之,陈某宏请求某镇政府支付392万元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并未进入实体程序进行审理。而“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要求前诉必须已对诉讼标的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实质处理。
综上,本案不构成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之情形,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三、“重复起诉”与“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二者关系
“禁止重复起诉”与“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下再度起诉”二者均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具体体现。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在于,从功能意义上而言,二者均指向相同的目标。这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均是出于法律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考虑。权威意见认为,“起诉人重复起诉指的是,起诉人不能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重复起诉,包括向同一法院起诉,也包括向不同法院起诉的情况。对这种情况不予受理主要是基于法律严肃性的考虑。”[9]“‘一事不再理’是法律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要求,在一个裁判经法定程序撤销之前,其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能再针对同一案件进行审理”。[10]
第二,均是为了保护被告不为诉讼所累。从被告的视角而言,“一事再理”会带来所谓的“双重危险”,即被告被起诉一次之后,其状态无法平复到正常情况,必须要时刻提心吊胆不受第二次、第三次或者第N次起诉。长此以往,被告会由于深陷往事而无法开始新的生活。在刑事审判中,这一制度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禁止双重危险不仅具有保护被告不受政府无止境起诉的困扰,也具有避免政府滥用公权力的作用。因此,在禁止双重危险之下,法院发展出了三个更具体的禁止事项:就相同的案件被宣告无罪后再行审判、就已经被定罪的案件再行审判、就同一行为多次施以惩罚。
第三,均是为了节省司法资源。倘若允许重复起诉、抑或是允许后诉法院推翻前诉已生效判决,则大量司法资源将被花费在同一案件的反复纠缠之中。在我国现在司法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禁止重复起诉、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下再度起诉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
第四,均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体现。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尊重法院判决的既判力、确定力、拘束力。“禁止重复起诉”与“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下再度起诉”二者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必然要求。倘若允许重复起诉,则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和拘束力等效果将不复存在。
二者也具有区别。“禁止重复起诉”适用的情形是,前诉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已经因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而终结,诉讼标的未经实体审理;“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下再度起诉”适用的情形是,诉讼标的已经过实体审理,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换言之,禁止重复起诉重在规制“诉了又诉”,即禁止就已经提起诉讼等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前诉已被生效裁判认定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而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后者重在规制“判了又诉”,即禁止就已经前诉实体裁判的诉讼标的再次起诉。
“诉了又诉”与“判了又诉”是重合但不重叠的关系。存在满足前者但不符合后者的情形,比如当事人在某一法院就某一行政行为合法性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尚未作出实体裁判之前,当事人就同一内容同一被告再度向其他法院提起诉讼。也存在符合后者但不符合前者的情形,比如当事人提起的后诉与前诉在被告、诉讼标的上均不同,但是后诉的胜诉将意味着前诉结果被推翻。
就本案而言,尽管人民法院对前诉作出实体判决,但是并未对诉讼标的,即某镇政府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裁判,所以本案既要审理是否“诉了又诉”,又要审理是否“判了又诉”。
本案不符合“禁止重复起诉”与“禁止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下再度起诉”这两项情形。二者均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体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规定,行政诉讼中的“一事”指“提起诉讼的事项”。据此,前诉的“一事”为原告陈某宏请求某镇政府支付392万元补偿款,后诉的“一事”为原告陈某宏陈某贵要求某县政府支付250万元补偿款,二者并非相同“一事”。
退一步讲,即便认为前诉392万元诉讼请求包含后诉250万元诉讼请求,后诉也不构成“再理”,其原因是前诉“未理”。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前提是一事曾经被受理过。然而,在前诉中,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认为应当先行由某镇政府作出资产补偿款分配处理决定,人民法院不应当在某镇政府确定资产补偿款分配前决定陈某宏是否应得补偿款,而判决驳回了陈某宏的诉讼请求。换言之,对于前诉中陈某宏提起诉讼的事项,法院根本没有进行实体处理。因此,由于前诉“未理”,本案起诉就不构成“再理”。
四、其他法律问题
另一个重要法律问题为授权与委托的关系和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0条第3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这一条涉及行政机构被告资格中的几个问题:第一,“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指其具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权。第二,所谓“授权”,是指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有明确规定,无抵触更高层级的法律规范,并且必要的前提下进行的授权。第三,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际上就是指“越权”。“第四,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的‘授权’应当视为委托。行政委托一般需要具备正式的书面委托文书,口头委托并非合法的委托。”[11]据此,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请求其他组织代替自己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委托。
在本案中,某县政府与某镇政府之间属于授权关系还是委托关系同样也是一个重要法律问题。与此相关事实为:该行政补偿职责本应当由某县政府直接履行,然而县政府通过下发X号通知将款项划拨给镇政府代为办理。前诉中,陈某宏起诉镇政府,而在镇政府履职不充分情况下,陈某宏联合陈某贵在后诉中起诉县政府。本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镇政府与县政府之间究竟成立行政委托亦或是行政授权存有一定的争议。这一争议继而产生何者为适格被告的问题。本部分将结合本案案情,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县政府与镇政府之间系授权关系还是委托关系?第二,当起诉镇政府无果之时,是否可以起诉县政府?
(一)授权关系与委托关系之区分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出版的图书中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0条第3款相关规定的解释说明为“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是属于行政授权还是行政委托,应当以行政机关的授权是否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为判断标准。行政机关如果有上述规定为授权依据,应认定为行政授权行为,发生纠纷时应当以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为被告;否则,应认定为行政委托行为,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行为后果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故行政机关才是适格被告。”[12]以上论述表明,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请求其他组织代替自己行使行政职权的,虽然名义上为“授权”,但是在实质上属于行政委托。本案行政补偿的法律依据为县政府发的×号通知。该通知的颁发主体为县政府,而各乡镇人民政府则负责在“收到该补偿价款后,尽快协调各方利益,确定各方的补偿数额,将协商确定的补偿款及时支付,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克扣”。因此,县政府才是作出本次行政行为的主体。
镇政府开展政策性关闭煤矿的补偿款支付工作属于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事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5条第1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59条第2项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二)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第61条第7项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七)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据此可知,县政府和镇政府属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镇政府开展政策性关闭煤矿的补偿款支付工作属于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事项。其依据为×号通知,并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因此,县政府行为属于行政委托,而非行政授权。
(二)行政机关的被告资格问题
当起诉镇政府无果之时,县政府具有被告资格,原告可以起诉县政府。其理由有三:
第一,上述论述表明,县政府与镇政府之间成立行政委托关系。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5项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的行为负责监督,并对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13]因此,县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
第二,作为委托机关和补偿支付主体,县政府在补偿职责的履行上处于基础地位、本源地位,镇政府处于派生地位、枝节地位。不同于其他侵益性行政行为,行政补偿具有授益性。对于授益性行政行为,当被委托机关无法履行职责之时,追根溯源,委托机关应当责无旁贷,担当被告。本案原告陈某宏在向被委托机关镇政府多年主张权利未果情况之下,以委托机关县政府为被告实属合法正当。
第三,从保障当事人利益出发,本案直接让县政府直接进入诉讼程序能够减少程序叠加,对当事人权益具有更大的保障作用。本案当事人陈某宏历经十几年,先后启动两轮诉讼,请求政府履行行政补偿职责。然而在十几年诉讼中,陈某宏的所有起诉均被程序性事由驳回,其实体性诉权从未得到审理。现在被委托机关镇政府针对陈某宏的第二轮诉讼表示不作任何处理意见,此时继续让镇政府履责无济于事。因此最佳的做法应当是让委托机关即镇政府直接进入诉讼程序,从而减少程序叠加,为当事人诉求权益提供更为便捷的司法救济。
(三)小结
一、二审法院关于“禁止重复起诉”与“禁止在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不同理解体现了实务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理论界对此也未有足够的阐释。因此,本案具备一定的典型意义。经过本文分析,二者的区别为:“禁止重复起诉”和“禁止在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情形下再次起诉”均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具体体现。前者重在规制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前诉已被生效裁判认定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而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后者重在规制就已经前诉实体裁判的诉讼标的再次起诉。若存在前诉与后诉并非同一诉讼标的、前诉并未对诉讼标的作出实体裁判等因素,则难以构成重复起诉和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羁束之情形。
【注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1]参见[德]冯·耶林:《法律是一门科学吗?》,李君韬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109页。
[2]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302页。
[3]参见[日]中村宗雄:《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敬文堂1957年版,第151~152页。
[4]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21~422页。
[5]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6]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7]参见宋英辉、李哲:《一事不再理原则研究》,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
[8]梁凤云:《行政诉讼讲义》(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年版,第589~590页。
[9]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1]梁凤云:《行政诉讼讲义》(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年版,第247~248页。
[1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页。
[1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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