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被换了罪名的陈述

2023年春天，某市看守所的访谈室里，23岁的陈朗（化名）低着头，把一个反复被问过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他是一名健身教练，去年冬天的一晚，他被一位家境优渥的客户灌醉，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压在对方身下，对方完成了完整的性侵过程。

"我他妈是成年人，一米八，被人干了。"他艰难地措辞，"警察跟我说，这种案子，法律只认'强制猥亵'，不叫'强奸'。我就问，那她把我……那个也算不上?警察迟疑了一下，说，法律条文里，强奸罪的被害人，只能是女的。"

陈朗在那一刻最强烈的感受，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说不清的荒诞——"原来法律不给我这场遭遇一个'强奸'的名字，是因为我的性别不对。"

那道被写死在法条里的"性"

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刘政伟律师，见过不止一个陈朗这样的当事人。他首先要讲的，是那条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背得出来、却几乎没人细品的法条——《刑法》第236条，强奸罪，被害对象被限定为"妇女"。

"从罪状本身看，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刘政伟说，"被害人是女性，这是该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所以从现行法条文义上讲，一名男性被害人，无论遭受的是何等完整的性侵害，都无法被评价进'强奸罪'——哪怕对方用的是同样的暴力，完成了同样的行为。"

他随即指出，男性被害人并非凭空掉进"法外之地"。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那次修法将强制猥亵罪的犯罪对象从"妇女"扩大为"他人"，已满十四周岁的男性由此第一次被纳入强制猥亵罪的保护范围。这是性自主权保护史上一次实质性的进步——但它也同时划出了一道令人沉默的边界：强制猥亵罪的评价范围，是"性交以外的行为"；而真正的"性交"本身，对男性被害人而言，依然不在强奸罪的评价之内。

"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构性的裂缝。"刘政伟说，"一个女性被害人遭受阴道性交，构成强奸罪，罪行更重;而一个男性被害人遭受同性或异性实施的、同样是以强迫性支配为目的的性侵，能套上的最高罪名，却只是强制猥亵。行为强度差不多，罪名和法定刑却差了一截。这不是立法'该不该改'的抽象呼吁，而是当下法条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落差。"

一句"法无规定",拦住了多少尺度的罪

刘政伟律师继续往下拆——当性别把罪名摁在"强制猥亵"这一格时，现实中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可感知的后果。

他先说的，是法定刑的落差。强制猥亵罪的基础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强奸罪一般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尽管二者有交叉，但强奸罪的加重档——轮奸、致人重伤死亡、情节恶劣——起刑点高得多，上限更是能到死刑。而一个实施了同等性侵行为的男性被害人案件，却几乎永远够不到那几档加重刑。

其次是"性交"如何被降格评价。刘政伟指出，理论上，当行为人对男性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达到"性交"程度时，能否以猥亵评价，司法实务存在分歧——有的主张按猥亵处理，有的则指出现行法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认为某些对男性实施的"插入式"行为甚至可能因罪名无法对应而面临评价空白。"这就不是刑期高低的问题了，而是'到底有没有罪名能兜住'的问题。"他说。

不过他也提到一个实务中部分使用的兜底路径——若行为对男性被害人造成了轻伤以上后果，实践中还可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但这是绕道，不是正门。"刘政伟说，"它能惩罚'伤害的后果'，却很难完整评价'性侵害'本身的性质。故意伤害罪看的是伤情，而性侵的本质是性自主权的被剥夺——这二者不等价。"

那个被忽视的"侵犯对象"，和被放大的"保护半径"

刘政伟律师并不满足于只讲条文，他更想揭开这层落差底下，那套"性自主权保护"的逻辑中，尚未被补全的结构。

"法律把女性性自主权的保护，托付给了最重的那把锁——强奸罪;把男性性自主权的保护，塞进了一把更小的锁——强制猥亵罪。"他说，"从功能上讲，强制猥亵罪已经能部分承担性自主权保护的功能了，这确实是进步。但问题在于——它的评价半径比强奸罪短。"

他进一步点出这"短"在哪里："强奸罪评价的是'性交'这一最核心的性侵害形式;强制猥亵罪评价的，则是'性交以外的猥亵行为'。当一个男性被害人受到的，恰恰是'性交'形态的侵害时，这两把锁之间，会出现一段没有罪名落脚的夹缝——而这夹缝能否被'故意伤害罪'之类的罪名接住，全靠个案里有没有伤情、认不认定为轻伤，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这不是一句'把强奸罪改成不分男女'就能解决的问题。"刘政伟说，"它指向的是一个更深的命题：现行刑法体系把'性侵害'的严重性与'被害人性别'挂钩，造成了对男性被害人性自主权保护的、结构性的不完整。这种不完整不是某个法官判决的偏差，而是立法当初按性别划分罪名的必然结果——讨论它，比抽象地喊一句'应该改'，要沉重、也要具体得多。"

那条缝在哪，钥匙又该插哪

在访谈结束前，刘政伟律师被问到"那到底该怎么办"。他没有给出简单的"改法条"三字结论，而是把困境钉回了现实：

"立法层面的'强奸罪'重构，涉及罪状设计、法定刑衔接、与强制猥亵罪的边界划分，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不是舆论呼吁几声就能落地的事。"他说，"但在现阶段，实务里有几件事是可以被推进的：一是在强制猥亵罪的框架内，把'对男性实施的性交式侵害'尽可能评价到'情节恶劣'的档次，让刑罚不至于过低;二是对造成伤害后果的，依证据充分主张故意伤害罪，弥补评价空白;三是通过个案和司法解释的积累，逐步把'性侵入'与'被害人性别'解绑。"

他把这个问题最终升华为一个更个人的观察："陈朗这样的被害人走进派出所，最想听的或许不是'你符合哪条罪状'，而是——'你被侵害的那个事实本身，值不值得一个足够重的名字'。法律现在给出的名字叫'强制猥亵'，这比过去强，但离他想要的'强奸'，还差着整个'这个国家如何看待男性性自主权'的一步。而当下的法条告诉我们：这一步，还没走完。"

陈朗后来拿到了那份写有"强制猥亵罪"的判决书。他盯着那个罪名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让刘政伟律师记到今天的话——"我不是嫌这罪名判得不够重，我只是觉得……好像我受的那件事，在法条里，被人小声念成了另一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