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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德机械(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堃恒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商业秘密侵权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程...

所属条文:第6条 生效刑事裁判认定事实的免证效力文书编号:FBMCLI.C.574938568

豪德机械(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堃恒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商业秘密侵权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程序衔接的注意要点

案由: 民事> 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 注> 不正当竞争纠纷 注> 侵害商业秘密纠纷> 侵害技术秘密纠纷

案 号:(2021)沪73知民初1358号

文书类型: 判决书

公开类型: 文书公开

审理法院: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案件类型: 民事一审

审理程序: 一审

来源:唐震:《 商业秘密侵权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程序衔接的注意要点》,载《人民司法·案例》2025年第18期,第10-15页

相关企业: 上海堃恒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豪德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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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德机械(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堃恒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商业秘密侵权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程序衔接的注意要点

  【裁判要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审理不存在特定的位序要求,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可以采取“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或者“民刑并行”的审理模式。在民事诉讼中,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不能当然地成为免证事实,除非生效行政行为和生效裁判确认的基本事实;在刑事诉讼中,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客观性证据经审核查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主观性证据则需要重新收集审查。由于证明标准不同,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权利人实际损失或者被告人违法所得,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判决赔偿的依据,反之不然;行政责任中的行政罚款和民事责任中的赔偿损失可以并行不悖,但侵权行为人的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罚款可以折抵相应罚金,尚未罚款的,不再给予罚款。

  案号 民事一审:(2021)沪73知民初1358号 行政一审:(2021)沪0107行初2号

  刑事一审:(2022)沪0107刑初135号 刑事二审:(2023)沪03刑终28号

  【案情】

  原告:豪德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德公司)。

  被告:上海堃恒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堃恒公司);孙某强,系堃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强,系堃恒公司总经理,豪德公司原机械设计工程师。

  侦查机关: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以下简称松江公安分局)。

  行政机关: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松江市场监管局)。

  豪德公司成立于1993年,系德国豪迈集团(HOMAG Group )在华独资子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封边机等设备。豪德公司经营期间,生产“H0MAG封边机” NKL/R210、KAL/R230产品,并对相关技术采取了保密措施。

  2012年11月22日至2017年2月17日,李某强任职于豪德公司,担任机械设计工程师。其间,李某强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约定,李某强在离职后应将掌握的公司全部图纸、蓝图等归还公司;并在离职后的3年内保守工作期间掌握的有关公司生产、技术、营运的商业机密;还与公司签署数据安全承诺书,承诺保护其职责范围内的数据安全,严禁收集、倒卖、交易敏感数据等。

  2016年8月1日,李某强与孙某强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合股开办一家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孙某强以现金200万元出资;李某强以直线自动封边机技术入股,并引进销售渠道;李某强股份由其母亲宋某梅代持。

  2016年11月10日,堃恒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孙某强认缴出资额600万元,持股60%,宋某梅认缴出资额400万元,持股40%;法定代表人孙某强;公司经营范围为智能机械设备生产(仅组装),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等。2022年3月4日,因资不抵债,堃恒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2017年2月17日,被告人李某强从豪德公司离职,后进入堃恒公司担任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其间,被告人李某强违反豪德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将豪德公司的商业秘密申请了多项专利,并利用其掌握的豪德公司“HOMAG 封边机”的技术信息和图纸,生产 KHL380等型号封边机并对外销售。

  2019年12月9日,豪德公司委托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上海科技鉴定所)对其设计、制造的HOMAG封边机相关技术信息中的秘密点在2017年2月17日之前是否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进行鉴定。上海科技鉴定所出具的〔2019〕沪科咨知鉴字第19号鉴定意见书,内容为:技术秘密点“预溶胶单元”“前后切单元中的空行程结构”不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技术秘密点“涂胶单元”“切刀单元”“前后切单元中的前/后支架结构”“前后切单元中的30度切结构”“跟踪圆角修单元和驱动以及工字型摆臂结构”“HOMAG 封边机 NKL/R210、KAL/R230技术图纸(主要部件)”在2017年2月17日前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

  2019年12月25日,豪德公司向松江市场监管局举报堃恒公司、李某强侵犯其商业秘密。松江市场监管局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对堃恒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制作了现场笔录、拍摄现场照片,对涉案采购合同、销售合同采取先行证据保存,对涉案台式计算机1台、U盘1个、封边机4台、装配设计图纸10册采取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同月16日,松江市场监管局委托上海科技鉴定所对上述扣押的封边机KHL380三台、KHL220一台、图纸10册所含技术信息是否与豪德公司秘密点是否相同进行鉴定;同月17日,委托上海浦东软件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浦东软件园鉴定所)对上述扣押的台式机算计1台、堃恒公司U盘1个、豪德公司U盘1个进行数据保全、比对、提取;同年3月18日,委托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对浦东软件园鉴定所提供的光盘数据与豪德公司秘密点是否相同进行鉴定。

  同年3月6日,上海科技鉴定所作出第5号鉴定意见书,主要内容为:1.委托方提供的KHL380型封边机产品中的“涂胶单元”“切刀单元”“前后切单元中的前/后支架结构”“前后切单元中的30度切结构”“跟踪圆角修单元和驱动以及工字型摆臂结构”的相关技术信息与豪德公司设计、制造HOMAG封边机相关技术中含有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相同。2.委托方提供的KHE220型封边机产品中的“涂胶单元”“切刀单元”“前后切单元中的前/后支架结构”“前后切单元中的30度切结构”的相关技术信息与豪德公司设计、制造HOMAG封边机相关技术中含有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相同。

  同年4月14日,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做出第6号鉴定意见书,主要内容为:浦东软件园鉴定所提供的证据光盘中的相关图纸(3D模型)所载的技术信息,与豪德公司设计、制造的HOMAG封边机的相应技术图纸(3D模型)所载的技术信息对应相同;与豪德公司设计、制造的 HOMAG封边机技术中含有的下列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关联并构成相同:(1)涂胶单元;(2)切刀单元;(3)前后切单元中的前/后支架结构;(4)前后切单元中的30度切结构;(5)跟踪圆角修单元和驱动以及工字型摆臂结构;(6) HOMAG 封边机NKL/R210, KAL/R230技术图纸(主要部件)。

  松江市场监管局将上述鉴定期间、鉴定结果告知堃恒公司,并送达了上述鉴定意见书,堃恒公司收到鉴定结果告知书后,未提出复检申请。

  2020年5月6日,松江公安分局接到松江市场监管局移送李某强涉嫌刑事犯罪的材料,并于5月7日决定立案侦查。同年8月14日,松江公安分局电话通知李某强来局配合调查。8月17日,李某强主动投案,并于同日被刑事拘留,但未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委托上海科际知识产权服务中心进行信息非公知性和信息同一性鉴定。该中心出具的〔2020〕沪科际知鉴字第51-1号鉴定意见书显示,豪德公司“HOMAG封边机”相关技术中的技术秘密点“涂胶单元”“前后切单元中的前/后支架结构”“前后切单元中的30度切结构”“HOMAG 封边机 NKL/R210、KAL/R230主要部件技术图纸(包括3D模型)”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技术秘密点“切刀单元”中部分技术信息、技术秘密点“跟踪圆角修单元和驱动以及工字型摆臂结构”被堃恒公司申请的名称分别为“一种封边机的封边带切断结构”“一种封边机的切刀气缸结构”“一种新型的封边机跟踪刀具部件支撑装置”等3个实用新型专利所公开;〔2020〕沪科际知鉴字第51-2号鉴定意见书显示,从堃恒公司查扣的电脑、U盘经数据分析、提取,相关图纸(3D模型)所载的技术信息与豪德公司设计、制造HOMAG封边机的相应技术图纸(3D模型)所载的技术信息对应相同;〔2020〕沪科际知鉴字第5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对堃恒公司销售给其客户公司诺某家具制造公司的 KHE230/8/L封边机进行拆解鉴定,其中相关技术信息与豪德公司的相应技术密点构成实质相同。公安机关还委托上海洁湛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所进行电子数据鉴定,该所出具的洁湛司鉴〔2021〕技鉴字第199号、洁湛司鉴〔2021〕技鉴字第404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李某强在豪德公司任职期间使用的电脑内下载了涉密图纸。

  2020年11月10日,松江市场监管局又委托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就豪德公司主张的其设计、制造的 HOMAG封边机相关技术中的秘密点在2017年2月17日至2020年5月6日期间是否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的问题,进行补充检索。经检索,说明如下:〔2019〕沪科咨知鉴字第19号鉴定意见书已确认的豪德公司设计、制造HOMAG封边机相关技术中的秘密点在2017年2月17日至2020年5月6日期间仍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

  2020年12月8日,松江区场监管局对堃恒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为李某强在豪德公司担任木封边机项目机械工程师期间,违反保密协议,私下与孙某强签订合作协议,开办堃恒公司,并担任堃恒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生产、销售木封边机的经营活动。堃恒公司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员工李某强违反保密规定获取商业秘密,仍与其合作,并使用豪德公司商业秘密生产木封边机。至2020年1月15日案发日,堃恒公司侵犯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涉及整台木封边机8大主要功能模块中的6项,销售侵权设备2台,销售货值达139.5万元,实际收到货款62.35元,库存设备4台。因堃恒公司账册丢失,无法计算其违法所得。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已经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且情节严重。据此,责令堃恒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决定对堃恒公司处罚款150万元。

  2021年6月21日,堃恒公司就该行政处罚决定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普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松江市场监管局对堃恒公司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裁量适当,堃恒公司诉请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于2022年7月22日判决驳回堃恒公司诉讼请求。该案一审发生法律效力。

  2022年2月7日,普陀法院受理被告人李某强涉嫌侵权商业秘密罪刑事案件。普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强系堃恒公司实际负责人,在其全面负责该公司经营管理期间,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堃恒公司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应予处罚。据此,普陀法院于2023年3月16日作出判决:被告人李某强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被告人李某强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6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1年11月15日,原告豪德公司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堃恒公司赔偿豪德公司损失200万元,被告孙某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是:豪德公司拥有的“涂胶单元”等6项秘点经鉴定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秘密”,被告人李某强曾担任公司机械设计工程师,与公司签订有保密协议,并遵守IT安全管理制度。但李某强离职前擅自下载公司工业设计图纸,并将其中部分技术秘密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被告堃恒公司应知李某强系豪德公司前员工,却使用豪德公司技术秘密,与李某强构成共同侵权。孙某强与李某强签订协议书,共同成立堃恒公司,孙某强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壁堃公司共销售侵权产品12台,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约242.84万元;原告为维权还支出合理开支35.40万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堃恒公司辩称:原告未提出证据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和被告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也未提出证据证明其合理开支,索赔金额过高。

  被告孙某强辩称:堃恒公司系李某强具体负责运营,其未实际参与,请求法院驳回豪德公司对其诉请。

  【审判】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经鉴定,豪德公司主张的设计、制造 HOMAG封边机相关技术中的秘密点“涂胶单元”“切刀单元”“前后切单元中的前/后支架结构”“前后切单元中的30度切结构”“跟踪圆角修单元和驱动以及工字型摆臂结构”“HOMAG 封边机 NKL/R210、 KAL/R230技术图纸(主要部件)”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这些技术信息能为豪德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具有商业价值,且豪德公司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符合技术秘密的法定构成要件,应受法律保护。

  李某强原系豪德公司机械设计工程师,掌握直线自动封边机技术,后以直线自动封边机技术入股设立堃恒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具体负责堃恒公司生产、销售业务。堃恒公司通过李某强获取并使用了涉案技术秘密,侵害了豪德公司技术秘密。孙某强与李某强签订协议书共同设立堃恒公司,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孙某强明知李某强入股的直线自动封边机技术系侵害豪德公司技术秘密的技术,故对豪德公司针对孙某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鉴于豪德公司因被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堃恒公司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无证据予以证实,法院综合考虑涉案商业秘密的类型、内容、数量,被诉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以及行政案件处理情况、行政处罚金额,以及豪德公司取证情况、律师参与情况和收费标准等因素,依法确定赔偿金额。据此,判决被告堃恒公司赔偿原告豪德公司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200万元;驳回豪德公司其他诉请。该案一审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基于同一侵权事实而引发的行政处罚、刑事追责以及民事诉讼三大救济渠道并用的商业秘密案件,首先是市场监管机关根据权利人的举报对实施商业秘密侵权的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其后是公安机关依据市场监管机关移送的线索对实施商业秘密犯罪行为的被告人进行刑事追责;最后是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提起的商业秘密民事侵权诉讼依法判决被告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案件基本事实相同,但司法救济多措并举,体现了严格保护商业秘密的政策立场。本案获评2023年度上海市商业秘密保护十大案件称号,审理中反映出来的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程序衔接问题值得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司法资源集约化配置,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制度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一、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民事和刑事审判程序的先后位序

  根据TRIPS协议第39条之2的规定,商业秘密本质上系“未披露信息”。这一属性决定了商业秘密与其他知识产权权利客体不同的是,商业秘密权利人不能将相应信息公开以获得权利公示效应,无法出具诸如专利证、商标证或者版权登记证书一样的权利凭证。权利人主张的信息内容要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必须经过司法确认。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长期存在着“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的争议。前者认为,商业秘密犯罪历来隐蔽性强,专业程度高,基于“事实揭示刑事优越论”的特点,由公权力介入侦查的刑事案件更能查明案件事实,既可以弥补权利人举证能力不足的天然缺陷,又能够体现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的价值取向。后者认为,商业秘密未经行政审查授权,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需要经过司法审查。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基本被采取强制措施,无法与权利人形成实质性对抗,导致权利基础审查存在风险。而民事诉讼可以充分发挥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性,以确保商业秘密权利基础的有效性。晚近也有观点指出,对于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可以采用“民刑并行”模式,即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可以并行审理。理由在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采用不同方式查明事实,两者尽管证据标准不一,但对于商业秘密权利基础的认定依据相同;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不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只要相关诉讼严格依据证据规则查明事实,就不应当出现结论相悖的情形。本案并未遵循传统“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审理模式,而是采用“民刑并行”审理模式。其中,民事案件于2021年11月立案,于2023年10月审结;刑事案件于2022年2月立案,于2023年6月审结,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并行审理,并不存在互为前提的必要,反映出“民刑并行”审理模式的实践生命力。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存在着行政机关在先执法的特殊情形,为后续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奠定了良好的事实基础。

  二、商业秘密行政执法与司法诉讼事实证据的衔接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实行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双轨制”模式,在健全知识产权治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体现出积极的成效。两条途径并行运作,其中会涉及行政执法认定事实与相关诉讼认定事实的衔接问题。

  (一)行政执法认定事实与民事诉讼认定事实的衔接

  采信证据,认定事实属于司法诉讼证据规则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2号)第6条的规定,对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所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行政行为认定的基本事实已为生效裁判所确认的部分,当事人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无须再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换言之,对于行政执法在先,民事诉讼在后的案件事实,其中免证事实包含以下两类:一是生效行政行为认定的基本事实;二是生效裁判确认的基本事实。本案中,松江市场监管局于2020年12月作出行政处罚,行政相对人堃恒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故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并不能当然地成为免证事实。但普陀法院于2022年7月作出行政判决,确认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据此驳回行政相对人堃恒公司的诉请。由此,该生效行政判决确认的行政处罚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成为后续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需要强调的是,本案民事案件于2023年10月31日判决,晚于行政判决生效时间。如若行政案件判决生效时间晚于民事案件,则行政处罚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并不能当然地成为民事案件中的免证事实。民事案件审理仍需要就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并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规则做出事实认定。

  (二)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衔接

  在三大诉讼证据规则之中,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最为严格,即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区别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相应规定,针对生效行政行为或者生效司法裁判确认的事实,可以免于证明,除非反证推翻,体现出刑事诉讼证明的高标准。但是,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同属于国家机关,如何依法妥当地处理两者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关系到执法效率的提高和执法资源的统筹。对此,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75条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经法庭审核查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对于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诸如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主观性证据,显然有必要重新收集审查。主要原因在于主观性证据易受人为因素影响,易变性较大,稳定性不够。另外,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等笔录是以客观证据为基础而形成的证据,属于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证据类型。对此,也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侦查机关也是根据上述规定精神,区别采纳行政执法所采集的证据,针对被告人李某强的抗辩,又另行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技术秘密信息进行了“非公知性”和“同一性”鉴定,从而夯实了刑事审判的事实基础。

  三、商业秘密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赔偿责任的承担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行为人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三大责任体系并行不悖,各有侧重。其中,民事责任属于私法项下的责任,包括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侧重实现对权利人被侵害权益的救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属于公法项下的责任,包括停止侵权、行政罚款、有期徒刑、罚金、没收违法所得等,侧重体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三大责任体系衔接的重点在于如何协调确定侵权行为人的经济责任。

  (一)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赔偿权利人损失的衔接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案件并无绝对的“先民后刑”或者“先刑后民”之分,根据具体案件情况,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可以并行审理。但多数情况下,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裁判生效时间终有先后之分。如果刑事案件生效在先,则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7号)第23条规定,当事人主张依据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确定涉及同一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事案件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权利人实际损失或者被告人违法所得,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判决赔偿的依据。但如果民事案件生效在先,民事案件确定的权利人实际损失或者被告违法所得是否可以作为刑事案件认定被告人犯罪数额的依据,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并未作出规定。如前所述,基于刑事诉讼证明的高标准,刑事诉讼中不存在对于在先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免于证明,除非反证推翻的规定,因而,即便有生效民事案件确认了损失金额,在刑事诉讼中也应当对相应证据重新审核。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案尽管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基本侵权事实相同,但民事责任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并不一致。其中,民事案件责任主体为被告堃恒公司,刑事案件责任主体为被告人李某强。因此,刑事案件中认定被告人李某强的犯罪行为造成豪德公司损失的数额,也不能当然地认定为被告堃恒公司造成的侵权损失。在相关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要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依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重新作出数额认定。

  (二)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行为人经济责任的衔接

  行政执法行为必须于法有据,缺乏法律依据的行政执法行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以及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据此而言,商业秘密行政处罚针对侵权行为人设定的行政责任主要表现为三种:一是停止违法行为;二是没收违法所得;三是行政罚款,其中并无行政机关可以责令侵权行为人向权利人进行赔偿的执法依据。本案特殊之处还在于因账册丢失,堃恒公司的违法所得无法计算,因此,松江市场监管局对堃恒公司只适用停止违法行为和行政罚款两类处罚措施。而在关联民事诉讼中,鉴于堃恒公司违法所得无法计算以及权利人豪德公司因侵权所受的损失无证据予以证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综合具体案情,采用法定赔偿的方式,全额支持原告豪德公司200万元的赔偿请求。另外,由于承担行政罚款和经济赔偿责任的主体均为堃恒公司,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如果堃恒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支付行政罚款的,则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制裁行为人经济责任的衔接

  就同一侵权行为人而言,根据其侵权行为情节的严重程度,可能既要承担行政责任,也要承担刑事责任,由此会产生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之间的衔接关系。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行政机关尚未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不再给予罚款。换言之,如果行政罚款在先,则可以折抵相应刑事罚金;而如果刑事罚金在先,则不再予以行政罚款。不过,本案特殊点在于行政执法和刑事制裁针对的对象并不相同,因而不存在着行政执法与刑事制裁侵权行为人经济责任的衔接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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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C.57493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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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日期:202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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