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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与苏某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公安讯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必然具有证据效力

所属条文:第7条 刑事证据材料的使用文书编号:FBMCLI.C.3564126

王某与苏某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公安讯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必然具有证据效力

案由: 民事> 物权纠纷> 物权保护纠纷>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案由释义

案 号:(2014)兵七民一终字第XXX号

文书类型: 判决书

公开类型: 文书公开

审理法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农)七师中级人民法院

案件类型: 民事二审

审理程序: 二审

权责关键词: 书证 证人证言 直接证据 证明力 证据交换 自认 客观性 关联性 合法性 质证 高度盖然性 维持原判

来源:高炳瑞,杨志刚:《 公安讯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必然具有证据效力》,载《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14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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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与苏某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

——公安讯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必然具有证据效力

【裁判要旨】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被公安机关依法传唤所形成的讯问笔录,在民事诉讼采信中同样应当适用民事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不能认为由公安机关依据刑事诉讼程序获取的证人证言,只要取证程序合法,就具有民事证据效力。

  【案号】(2013)车肯民一初字第219号;(2014)兵七民一终字第23号

  【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王某。

  被告(上诉人):苏某某、苏某某父母(监护人)。

  2013年7月3日至31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某团小学学生苏某某为了上网吧玩游戏,先后5次从破掉一块玻璃的窗户中爬入邻居王某的房屋内盗取现金。多次被盗后,王某便在自己房屋内安装了摄像装置,录下了苏某某第5次盗窃的全过程。7月31日案发当天,王某拿着摄录的影像找到苏某某。苏某某先是在自己母亲的询问下,承认偷了王某16000元,紧接着,苏某某在外地打工的父亲得知此情况后打电话询问苏某某,苏某某再次承认偷了王某16000元,王某当时对这些对话作了录音。由于苏某某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未对其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只是经传唤于8月3日对苏某某进行了讯问调查。苏某某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是:从破窗户中钻进爬出偷王某家的钱5次,数额共计4010元,偷得的钱用于与同学们一起在网吧玩游戏和买零食了。之后,王某向苏某某的监护人索赔财产损失。经多次协商未果,王某遂向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

  【审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车排子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苏某某在学校放暑假期间,先后5次进入邻居王某房屋盗窃,有王某向法庭提供的、由苏某某亲口承认其偷得16000元的录音资料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真实可靠。

  车排子垦区法院判决:苏某某的监护人赔偿王某经济损失16000元。

  宣判后,苏某某及其监护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仅凭王某提供的录音资料,不能证实苏某某偷钱的数额为16000元,应当按照苏某某在公安机关陈述的4010元,向王某支付赔偿款。

  被上诉人王某辨称,苏某某在事发当天经其母亲和父亲先后询问,均承认偷得的钱款数额为16000元,该录音证据真实可信,法院应当采信。而公安机关对苏某某的刑事讯问笔录,是事发三天后才制作的,有他人教唆、误导的嫌疑,是不真实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1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苏某某在事发当天在自己家中承认偷了王某家16000元的录音资料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真实可信的,应予以采纳。上诉人主张按照苏某某在公安机关陈述的4010元向王某支付赔偿款的依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

  新疆兵团第七师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如何认定刑事讯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是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本案对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属于公文书证,其是公安机关依据一种比民事诉讼更为严肃的刑事诉讼程序获取的证据,具有当然的证明力,所确定的事实可直接认定,即公安机关讯问笔录的证明效力要高于王某所制作的录音资料,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本案赔偿数额应认定为4010元。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制作的讯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属于一般书证,民事审判仍须审查其证据效力。王某提供的录音资料属于苏某某的自认,其效力要高于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故本案的赔偿数额应认定为16000元。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为:

  一方面,刑事讯问笔录并不像通常的公文书证那样具有当然证明力。刑事讯问笔录与通常意义的公文书证具有明显的不同。公文书证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制作的文书,并以此文书作为证明案件有关情况的书证。公文书证的制作者和证明者都是同一主体,其所反映的内容正是公文书证出具机关对待证事实的说明、看法和意见,系制作机关对待证事实的确定性陈述,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

  而刑事讯问笔录,是指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就案件事实进行讯问所做的记录,其内容包含着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其通常采用一问一答的询问方式,要载明在履行职务行为中具体参加讯问人员的姓名,并由接受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签字或捺加手印予以确认。刑事讯问笔录无须加盖公安机关的印章或由公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签署,其主要是用于公安机关内部履行公务上的需要以及作为档案资料加以保存。

  可见,刑事讯问笔录并非像一般公文书证那样由公共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有关事实情节和特定事件作出职务上的认定和法律上的评价,也并非像一般公文书证那样在社会上的一定范围内具有适用上的或者利用上的普遍性效力。从刑事讯问笔录的实质来看,这类笔录就是一种记载有关特定的人就某一案件事实所作陈述的文本形式,在民事诉讼中,实际发挥证明作用的是这些文本中的陈述。这些陈述要在民事诉讼中起证明作用,就应当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范的要求,以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当事人陈述或证人证言,通过质证获得法院的认定,而非直接以文本的形式——笔录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从制作过程来看,刑事讯问笔录并不能排除因主、客观原因导致接受询问的当事人或证人的陈述不能如实反映事实真相,甚至与事实真相完全相悖的情况。所以,刑事讯问笔录具有派生性,难以作为直接证据使用,只有在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形下,才能确认该种证据是否可信。

  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如果简单地将刑事讯问笔录直接作为证据,或作为具有很强证明力的证据使用,就可能助长一些当事人通过比较强势的公权力机关获得证据,从而损害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平等性,使得公权力很轻易地介人私权领域,对私法秩序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基于民事诉讼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私权利义务的纠纷,当事人在民事实体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对自己的实体权利拥有自由处分的权利,民事诉讼的证据收集主要依靠当事人自身以私权利的方式来完成,对案件事实的揭示主要是通过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竞争来实现。为了赢得诉讼,民事诉讼当事人要尽可能收集于对方不利的证据和于己有利的证据、提出于对方不利的主张和于己有利的主张,并使法院认可自己的证据和主张。而法院原则上只是消极地审查和判断当事人双方提供证据的真伪,并以查明的事实为裁判依据。如当事人举证难以查清案件事实时,民事诉讼又确定了举证责任、自认制度、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等相应的制度来解决。

  然而与民事诉讼不同,刑事诉讼的证据收集主要是依靠公安、检察等机关以搜查权的行使、对行为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各种侦查手段的运用等公权力的行使来完成的。由于公权力的性质和行使权力本身较宽泛的限制约束,使得公权力机关在证据的收集方面具有相当强的优势。如果当事人一方能够很容易获得公权力的支持,即其不当借助公安、检察等公权力机关通过公权力手段获取能够否定对方主张的证据事实,也就破坏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的诉讼结构。尤其是在中国公权力监督制约不力的现实情况下,一些当事人可能就会通过不当的利益交换而获取公权力的支持,从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在证据运用和判断方面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规范,保证证据的运用在民事诉讼的范畴内进行。否则,将难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可能会促使公权力的对私法领域的不当扩张,进而破坏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平衡。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刑事诉讼中的讯问笔录作为一种被讯问人的陈述,实际上与其他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中的陈述一样,只是陈述人对案件事实的描述。这种陈述的内容关联到民事诉讼的事实时,一般而言由于其关联性,其证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陈述能否在民事诉讼中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在民事诉讼中,该陈述的真实性如何与“笔录”这种形式没有关系,笔录不过是陈述的一件“马甲”而已。刑事讯问笔录不能直接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其在民事诉讼中就其证据属性而言,仍为当事人陈述或证人证言。不能认为由公安机关依据一种比民事诉讼更为严肃的刑事诉讼程序获取的证人证言,只要取证程序合法,即具有证据能力。”刑事讯问笔录如果要作为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依据和法院认定该民事案件事实的依据,则同样应当适用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如必须满足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相应要求,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等。同时,根据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不经过质证,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刑事讯问笔录如果要在民事诉讼中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还必须经过民事诉讼的质证程序。

  本案中,苏某某及其监护人没有向法庭提供苏某某偷了4010元的确切证据,只是提供了公安机关对苏某某的讯问笔录。该讯问笔录虽然是公安机关制作的,但其系事发三日后对苏某某进行的问答式调查材料,并非是公安机关对苏某某盗窃情况的客观调查结论,在被上诉人王某对该笔录并不认可的情况下,该讯问笔录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被上诉人王某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苏某某承认盗窃16000元的录音资料,在取得方法上没有任何威胁、引诱、欺骗的因素,也不存在剪辑、变造等情况,其是当着苏某某母亲和姐姐的面、在事发当天录制而成的。苏某某母亲和父亲先后发问,苏某某均承认5次盗窃王某共计16000元,该录音资料应属于苏某某的自认,其证明力、可信度都要强于公安机关讯问笔录的证明力。因此,二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的自认规则,认定本案的赔偿数额为16000元,这是正确的。事实上,二审判决后,上诉人息诉服判并自动履行了判决义务,也印证了这一点。

  高炳瑞;杨志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中级人民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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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C.356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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