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超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城关支行抵押合同纠纷上诉案——监护人以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设置抵押时的合同效力
郭超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城关支行抵押合同纠纷上诉案——监护人以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设置抵押时的合同效力
案由: 民事> 合同、准合同纠纷 注> 合同纠纷> 抵押合同纠纷 案由释义
案 号:(2015)浙舟商终字第58号
文书类型: 判决书
公开类型: 文书公开
审理法院: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件类型: 民事二审
审理程序: 二审
权责关键词: 效力待定 社会公共利益 无权处分 追认 法定代理 无权代理 表见代理 善意取得 共同共有 合同 被监护人 第三人 法定代理人 证明 维持原判
来源:刘燕波(二审法官),戎喆:《 监护人以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设置抵押时的合同效力》,载《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8期,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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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超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城关支行抵押合同纠纷上诉案
——监护人以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设置抵押时的合同效力
【裁判要旨】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监护人除为未成年人利益外,不得处理未成年人的财产,否则构成无权代理,监护人与他人签订合同的效力依照无权代理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
【案号】一审:(2014)舟定商初字第00787号 二审:(2015)浙舟商终字第58号
【案情】
原告:郭超。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城关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城关支行)。
郭庆与郭超系父子关系,郭超出生于1994年11月4日。2000年6月21日,郭庆、郭超取得舟山市定海区东大街某号三楼的房屋所有权,两人系共同共有。
2011年10月25日,郭庆与建设银行城关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X70627092501020110770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郭庆愿意为浙江升宇船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宇船舶公司)与建设银行城关支行在2011年10月25日至2013年10月24日期间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等主合同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限额为513.80万兀;抵押物为坐落于舟山市定海区东大街某号三楼的房产等内容。2011年12月26日,郭庆与建设银行城关支行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房屋他项权证号为舟房他证定字第103417号。
2014年6月30日,郭超以建设银行城关支行与郭庆擅自签订房产抵押合同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郭超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郭庆与建行城关支行于2011年10月25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
【审判】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郭庆与建设银行城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物,系郭超与郭庆的共有财产。郭庆未告知郭超为升宇船舶公司向建设银行城关支行贷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擅自在涉案房产上设置抵押。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监护人以未成年人名下房产设定担保所签订的抵押合同必须具备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这一前提条件,否则系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事实上,登记在郭超名下的涉案房产作为借款人升宇船舶公司向建设银行城关支行贷款的抵押物,纯粹只是在郭超的财产上设置了义务,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建设银行城关支行明知登记的产权人之一郭超系未成年人,却与郭庆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不符合法律对于抵押权善意取得的规定,不构成善意取得。故判决确认郭庆与建设银行城关支行于2011年10月2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X70627092501020110770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
宣判后,建设银行城关支行不服一审判决,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郭庆与建设银行城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以及建设银行城关支行是否可以基于善意取得涉案房屋抵押权。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涉案房屋产权属于郭庆、郭超共同所有,因签订合同时郭超未成年,郭庆作为郭超的法定监护人有权代郭超履行民事法律行为,但不得损害郭超的利益。现郭庆将涉案房产为他人借款设定抵押的行为增加了郭超的财产被处置的风险,损害了未成年人郭超的利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行为应为无权处分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应为效力待定合同,但因郭超现已经成年,其对郭庆的抵押行为并没有追认,且郭超的另一监护人王莺在诉讼中对郭庆的无权处分行为亦明确予以否认,故认定郭庆与建设银行城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同时,建设银行城关支行还主张即使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但其已经向升宇船舶公司发放贷款且已完成涉案房屋抵押登记,有权基于善意取得涉案房屋抵押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产权证上明确载明郭超为共同共有人,建设银行城关支行对郭庆的无权处分行为事实理应知晓;建设银行城关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放贷机构,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房产抵押时应履行严格的注意义务,但其并未履行相应的义务,径行与郭庆签订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存在过失。在此情况下,建设银行城关支行不能认定为善意第三人,其关于基于善意能够取得涉案房屋抵押权的主张,应不予支持。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担保物权一般依担保合同而设立,亦可依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就依抵押合同设立的不动产抵押物权而言,抵押权人要获得抵押物权,需与
抵押人就抵押物权变动达成一致合意并办理登记,缺乏物权变动合意的登记并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因我国物权法并未明确规定独立的物权合意的概念,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故应当认定物权变动合意是基于债权合同产生,登记行为仅是债权合同项下的债权合同义务。监护人与债权人签订的抵押合同无效,可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本案中,就未成年人所有的房产,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与债权人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登记,未成年人主张抵押物权不成立,需举证证明抵押合同无效。故本案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监护人在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上设置抵押时,抵押合同效力如何。该问题的解决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判断在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上设置抵押担保效力的法律适用及理解
未成年人以其财产所设抵押非为其利益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主要是依据民法通则第十八条之规定,即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审判实践中对监护人非为未成年人利益设置抵押担保的担保合同效力认定主要存在无效论和无权处分论两种路径。之所以出现分歧,主要系因对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理解的不一致所致。无效论主张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无权处分论则认为民法通则第十八条仅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其仅对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的代理权加以限定,即监护人非为未成年人利益不得处分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否则则构成无权代理,关于监护人设置抵押行为的效力问题,应当依照无权代理的理论加以判断。笔者同意后一种裁判路径。
在判断合同是否因禁止规定而无效时,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是,为了达到禁止规定所追求的目的,是否有必要使合同无效。[1]如果单纯地通过对一方当事人作出处罚,即可以实现该规范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非得让合同无效,这对于保护合同相对人、保护交易的安全无疑是有好处的。[2]
(一)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标准上看,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非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与实务中一般认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划分标准为:(1)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一旦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属于效力性规定;(2)法律法规虽未明确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获得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认定为效力性规定。(3)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得到履行,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特定当事人利益的,属于管理性规定。[3]
民法通则第十八条旨在通过限制监护人的代理权限进而保护被监护人利益,且第三款明确赋予未成年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即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该规定并未明确指出如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且监护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合同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该规定不应被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监护人违反该规定对外签订抵押合同,不应当然被认定为无效。
(二)监护人非为未成年人利益设置抵押登记绝对无效,有悖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功能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财产与日剧增,未成年人通过继承、赠与或其他方式获得财产的可能性不断加大,现实生活中的确大量存在不动产所有人为未成年人的情形。如果将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理解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只要未成年人事后举证证明监护人设置抵押非为其利益,抵押合同即为无效。为此在设置抵押时,抵押权人需要就所担保的债权用途进行实质审查,即需证明担保债权确为未成年人利益所用,从而避免事后因未成年提供证据证明所担保债权并非为未成年人利益而导致抵押合同被认定无效。而抵押权人就所担保的债权进行实际审查使交易难度、成本加大,不仅不利于促进交易,而且存在现实不能。根据市场交易趋利避害的一般规律,为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设置抵押会逐渐被排除出市场交易范畴,最终不能实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
将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理解为系对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的代理权加以限定,即监护人非为未成年人利益不得处分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否则则构成无权代理,各方需按照无权代理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一方面能够要求抵押权人在设置抵押时就抵押是否为未成年人利益加以审查,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交易。
二、担保合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
未成年人要求确认担保合同无效的案件,一般未成年人仅需要证明监护人与债权人签订了抵押合同,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形式上非为未成年人利益,如法官依照常识和常理判断所担保债权确非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一般可以认定担保合同无效,进而免除未成年人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监护人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应当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的规定,要求债权人举证证明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担保当时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且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实践中,债权人一般迪过举证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以表明在设置担保时监护人客观上形成有代理权的表象:1.其已尽形式审查责任,即其依照常识和常理能够确认所担保债权是为未成年人利益;或依照常识和常理不能直接确认,但监护人给予合理的说明使其确信债权系为未成年人利益。2.已要求监护人出具承诺书,以7承诺设置担保系为未成年人利益。因监护人在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上设置抵押,系因其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故债权人在设置抵押时首先需审查其是否具有代理权。如债权人举证证明在设置担保时,其确有理由相信所担保债权系为未成年人利益的,应认定债权人已尽合理审查义务,构成表见代理。但债权人未尽形式审查义务,仅证明其有监护人出具承诺书保证代理行为有效的,不能认定监护人具有有权代理的表象,债权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
另就监护人在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上设置抵押担保并办理登记的,笔者不认可适用善意取得。理由为:1.在判断抵押合同是否有效时,债权人有权在其尽审慎注意义务时可主张构成表见代理进而认定抵押合同有效,其有权依照抵押合同及登记取得抵押权,不必要再引用善意取得制度。2.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占有及登记的公信力,保护交易安全,本案中设置抵押的财产本身即为未成年人所共有,债权人不存在相信登记公信力的情形,不构成善意取得中受让人受让财产时是善意的要件。本案当事人确认抵押合同无效后,有权依照返还原物请求权撤销抵押登记。
刘燕波(二审法官);戎喆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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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C.832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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