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某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案——不具从属关系同案犯之间非法集资数额不予重复计算
郑某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案——不具从属关系同案犯之间非法集资数额不予重复计算
案由: 刑事>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刑事>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洗钱罪
案 号:(2023)闽06刑终26号
文书类型: 判决书
公开类型: 文书公开
审理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件类型: 刑事二审
审理程序: 二审
来源:姚毅奇,黄雯莉:《不具从属关系同案犯之间非法集资数额不予重复计算 》,载《人民司法·案例》2025年第24期,第39-43页
刑罚:被告人郑某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万元;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31万元。
指控罪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洗钱罪
判定罪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洗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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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某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案
——不具从属关系同案犯之间非法集资数额不予重复计算
【裁判要旨】在审理非法集资以公司项目投资利诱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中,应遵循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证据裁判规则,对于不具从属关系且无从中抽头渔利的同案犯之间,其犯罪数额不予重复计算。并以相关法律适用为指引,厘清审理思路与裁判方法,对于既是非法集资行为人亦是集资参与人,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其借用他人名义自行投资的,不应计入本人犯罪数额。同时,依法惩处与非法集资关联的洗钱犯罪,对于假借融资租赁合同“以租代购”车辆之使用或转移车辆所有权的,应认定为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方式。
案号 一审:(2022)闽0681刑初658号 二审:(2023)闽06刑终26号
【案情】
公诉机关: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郑某华。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事实。2020年9月,何某清、晏某勇(均另案处理)等人在福建省泉州市成立某智能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某智能公司)。同年10月,某智能公司采购浙江某信息科技公司的共享移动电源充电设备(充电宝)。何某清纠集林某德等骨干成员负责公司运营、宣传、管理等工作,并采用举办招商推进会、微信朋友圈发布消息等方式公开宣传,声称投资充电宝可高额返利,即投资每台价值1350元的充电宝,每日可获5-11元的返利,并推出多个奖项作为利诱。同时,某智能公司设计投资专用APP,用于相互转让或直接提现,并承诺还本付息。其中,按集资业绩设置“市场专员、市场主管、市场经理、市场总监、公司总裁、公司股东、集团董事”共7个级别,并按对应级别给予报酬。以此引诱众多投资者认购充电宝交由某智能公司经营管理,从而变相吸收公众资金。同年12月,郑某华在林某荣(另案处理)介绍下,以其本人和妻子郑某甲、女儿郑某乙、郑某丙和女婿石某丁的身份和银行卡投资认购某智能公司充电宝,并将获得的返利用于再投资。为积极发展下线投资者,郑某华在漳州市龙海区成立子公司,在何某清等人策划和指导之下,按某智能公司经营模式发展下线人员投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大量资金,并晋升为某智能公司“集团董事”级别。根据某智能公司后台账目、银行账户明细并经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核查,自2020年12月至2022年1月期间,郑某华下线投资者(集资参与人)共713人,投资认购充电宝的金额共计2939.43万元,之后,投资者收到返利共计2233.92万元,尚余差额705.51万元。
另查明,郑某华以其妻子郑某甲、女儿郑某乙、郑某丙和女婿石某丁名义投资合计7.42万元。某智能公司“集团董事”级别洪某英(另案处理)及其下线成员洪某山等6人投资合计858.30万元。
2.洗钱案事实。2021年3月至2021年11月间,郑某华投资某智能公司充电宝并参与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何某清及某智能公司以股东返利为由汇款到郑某华银行卡账户,郑某华再转入其他个人账户持有,计29.78万元。其间,某智能公司用“以租代购”方式奖励郑某华一部奔驰牌轿车,2021年11月郑某华收到某智能公司“车贷”款项6155元,用于支付该轿车租金。案发后,该轿车被车行按融资租赁协议的约定收回。
【审判】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郑某华参与何某清等某智能公司充电设备项目,全案非法吸收3187人集资共计889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又以使用他人账户收取违法所得(包括车辆“以租代购”款项)的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共计126万元;案发后,郑某华主动到案。
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郑某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65万元。二、继续追缴郑某华的违法所得,并责令郑某华与同案人共同退还集资参与人(723A )共计864.11万元。
一审宣判后,郑某华不服,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主要辩护意见:郑某华没有参与某智能公司经营管理,系从犯,应以其下线集资参与人的投资来认定犯罪数额;原判将洪某英及团队成员6人集资数额计在郑某华名下系错误;原判量刑畸重,且与关联案件(林某荣和洪某英)量刑失衡等。
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郑某华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洗钱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数罪并罚,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系共同犯罪,应当与同案犯共同退赔。原判查明的主要事实清楚,据以定案的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对涉案犯罪金额的计算部分有误,应予纠正。鉴于郑某华有自首、从犯的从轻处罚情节,既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人又是集资参与人的情形,在量刑时,应根据罪责刑相一致原则予以综合评判,并兼顾与关联案件的量刑平衡,遂依法作出判决:一、维持一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洗钱罪之定罪,撤销量刑和清退集资款之判项,并予以改判,即判决,被告人郑某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万元;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31万元。二、继续追缴郑某华的违法所得,并责令郑某华与同案人共同退还集资参与人(713人)共计705.51万元。
【评析】
本案中“传销型”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数额、主从犯认定,以及综合运用专项审计报告等证据审查判断认定非法集资,还有假借融资租赁进行洗钱的新类型犯罪等,系本案控、辩及上诉的争议焦点,亦是当前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件司法审判的难点问题。
一、既是非法集资行为人亦是集资参与人的主从犯认定及犯罪数额认定
关于共同犯罪被告人之主从犯界定及定罪量刑。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而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通过查明涉众型共同犯罪中行为人的地位、作用,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处罚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非法集资意见》)第2条规定:“对于个人为进行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单位设立后,以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对单位中组织、策划、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人员应当区别对待原则分类处理,以自然人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非法集资行为人“双重身份”主从犯的界定及犯罪数额的核定,是本案司法审查的难点,现评析如下:
本案公诉机关指控,郑某华参与何某清等全案非法集资共计8898万元(3187人),数额特别巨大,郑某华系共犯(未区分主从犯)。经二审查明,郑某华以其本人和亲属身份、银行卡投资认购某智能公司充电宝。同时,通过宣传某智能公司经营模式,积极发展下线投资者(713名)参与投资(2939.43万元),并晋升为“集团董事”级别。所谓非法集资人,是指发起、主导或组织实施非法集资的单位和个人。《非法集资意见》第10条规定,“集资参与人,是指向非法集资活动投入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本案据查,某智能公司的决策、经营、管理和资金支配系何某清、晏某勇和林某德等人在操控,郑某华既是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人也是集资参与人,作为非法集资人,其“集团董事”级别仅是集资业绩受赏的空头衔,并无决策、管理和支配权,其举办“投资项目招商推进会”暨相关费用亦由某智能公司派员指导操作并负担。其子公司集资款项上交后反而被“套牢”了,且其本人尚有大额投资血本无归,遑论起到主要作用。显然,本案公诉机关对于郑某华与何某清共同犯罪应负全案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刑事责任的指控不当,未区分主从的指控亦不妥。应当依据非法集资人的组织、领导、层级、实施具体行为及所起之作用来区分主从犯,对于郑某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应认定为从犯。在犯罪数额认定上,根据行为人郑某华实际参与组织实施非法集资(下线人员及资金),认定其犯罪数额巨大(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对公诉机关指控郑某华参与何某清等全案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当,予以纠正。
二、传销型非法集资中互不从属的同案犯之间犯罪数额的认定及借名投资款性质的界定
在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以公司项目投资利诱之传销型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其典型性。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所谓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换言之,传销的本质是一种“庞氏骗局”,即以后来者的钱给付前面人的收益。故查明非法集资人身份与层级,以及集资、返利、非法获利等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需要秉持证据裁判原则。
(一)传销型非法集资中层级互不从属且无从中抽头渔利的同案犯之间犯罪数额不得重复计算
犯罪数额是指犯罪所涉及的公私财物的价值,是定罪量刑的依据。在办理有组织经济犯罪案件中,需要查明共同犯罪的组织架构及运作模式,要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及其地位、作用、层级、职务等情况,查清犯罪组织成员的涉案数额,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处罚之。
本案以何某清为首要分子推出公司化营销模式,构成自上而下、环环相扣的金字塔式传销类型非法集资:即共同犯罪目的——非法集资以获利;相对固定成员——公司骨干及“集团董事”级成员等;运营架构——公司化模式,还有设计专用APP操作方式。上至“集团董事”级下至“市场专员”级成员,上个层级与其发展的下个层级人员是主从关系,并可从中抽头渔利。本宗非法集资系列案主要是追究某智能公司组织者、骨干成员及下线“集团董事”级成员的刑事责任,至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其他成员,则不作为犯罪处理。故务必厘清共同犯罪的组织架构及成员之间(上下从属)的关系,从而查明并认定犯罪成员之非法集资数额。经查,“集团董事”级成员洪某英及其下线人员共6人投资合计858.30万元,洪某英曾经听过郑某华的项目推介,但洪某英证言及相关证据均无从证实郑某华从洪某英团队抽头渔利。郑某华与洪某英均并列为“集团董事”级别,各自对接上级某智能公司,两者之间并无从属关系。鉴于洪某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犯)已另案处理被追究刑事责任,郑某华并非教唆犯,且无共同犯罪故意和实施行为,故对于洪某英非法集资数额(858.30万元)不得重复评价计算为郑某华(从犯)的犯罪数额。
(二)具有非法集资人和集资参与人双重身份的借名投资不应计入其本人犯罪数额
对于犯罪数额的审查认定,应秉持刑事法规定并对犯罪危害性、侵害法益、侵害对象、财产范围等进行法理分析和综合评判。通过查明被告人发展下线人数和非法集资金额,来认定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对犯罪数额、情节加以甄别。对于既是非法集资行为人亦是集资参与人的双重身份的犯罪数额认定,不得轻易以“凡是非被告人名下”均认为是其发展的下线人员,并归人被告人非法集资的犯罪数额。就本案而言,郑某华具有双重身份,其以近亲属名义“投资”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不应计入其非法集资的范围。
经查,本案原判根据专项审计报告统计,将郑某华用其妻子郑某甲、女儿郑某乙、郑某丙和女婿石某丁的身份(姓名)及银行卡汇出金额,认定为郑某华下线人员投资认购的数额。然本案经二审查明,郑某甲等4人系郑某华近亲属,在持卡人不知情的情形下,郑某华自筹资金并用该银行卡转账(7.42万元)到某智能公司投资认购,是其本人真金白银的投入,性质上属于集资参与人投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就本案而言,郑某华具有双重身份,其为利所诱以近亲属名义投资某智能公司充电宝项目,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且郑某甲等人既未实施参与投资的具体活动,亦缺乏参与投资的认识和意志。纵观全案非法集资的资金流向,郑某华本人(包括其近亲属名下)及其下线人员的投资,均属于被上线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组成部分,应认定为何某清等非法集资全案总数额,从而更准确地判断其社会危害性的轻重程度。
三、关于待证事实与专项审计报告综合审查判断之运用
在刑事诉讼中,专业性问题层出不穷,而司法鉴定涵盖面有限,故允许有专门知识的人就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报告(如专项审计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其与定罪量刑的要件息息相关,发挥着与鉴定意见同等重要的作用。应按照刑事诉讼有关证据综合审查与运用之要求,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度、证据之间的关联性等方面进行评判,做到待证事实与专业性报告及相关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从而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故本案对非法集资人(何某清及某智能公司)、集资参与人和中转账户(郑某华)资金往来及终极流向等证据,以及专项审计报告综合审查、判断,务必运用法理逻辑、经验法则,全面、细致地审查、核实证据,力求让司法裁判所认定法律事实更近乎客观真实。
本案起诉与审判、一审与二审在认定犯罪数额上有较大出入。原判认为郑某华吸收下线人员集资数额共计2854.95万元(723人),尚有864.11万元未返还,二审查明郑某华非法集资数额2939.43万元(713人),尚余差额705.51万元。原判对非法集资数额核算之误差,系因以某智能公司(何某清)与投资者“双方”资金往来明细认定非法集资数额及尚未清退数额。但是,实际上还存在郑某华“中间方”账户与下线投资者资金往来达数百万元,有某智能公司后台下载统计单等账目、专项审计报告核算及言词证据相互印证。故二审对“三方”账户资金往来进行全面核算、审查,并扣除非下线人员郑某甲、洪某英等10人投资及返利数额,客观地认定本案集资参与人、集资金额及应退数额。综上,本案证据的综合审查与判断,在确认单一证据(专项审计报告)合法、真实有效的基础上,从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关联证据之间是否符合逻辑、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包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的矛盾能否合理排除三大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从而纠正原判犯罪数额之误差。
四、假借融资租赁合同的“以租代购”转移车辆使用权或所有权,应认定为“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依法惩处与非法集资关联的洗钱犯罪,是为了斩断犯罪所得利益输送与漂白的链条。洗钱罪是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的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订条款,无论是犯罪分子本人“自洗钱”还是协助他人“他洗钱”均应入罪追究刑事责任,以防止其通过金融体系或直接投资等非金融体系的运作,将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披上合法外衣来规避法律规定。
本案何某清及某智能公司奖励“集团董事”级郑某华一部奔驰牌轿车,通过与第三方(车行)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作为幌子,将犯罪所得以“车贷款”名义转账给郑某华用于支付车行租金,如此穿插迂回:犯罪所得(实质)——提成奖励(噱头)——轿车贷款(汇入)——轿车租金(汇出),其间车辆归其使用,期满车辆归其所有。案发后,该轿车被车行按合同约定收回,致使转移车辆所有权未遂,但郑某华已获取“车贷”款项应计入洗钱数额。理由是,被告人的行为方式具有法益侵害上的相当性,符合洗钱罪“掩饰、隐瞒”的行为特征,企图使犯罪所得和收益发生“漂白”的变化。以融资租赁来“漂白”犯罪所得和收益的行为,是在该项兜底条款“掩饰、隐瞒”涵摄范围之内,且与该条款其他列举的行为方式具有法益侵害上的相当性。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之立法本意,亦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号)新规定契合。
另,原判认定郑某华使用其妻子郑某甲两张银行卡转账,洗钱数额2.57万元。二审查明,从人民银行移送“可疑资金流水清单”到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均未涉及该银行卡关联使用,且郑某华供述和证人证言均未能相互印证。故生效裁判认为,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五、关于涉案财物处理及多向度协调性的量刑均衡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财物返还的处理。审理破坏金融秩序犯罪案件,应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犯罪所得之物和所用之物进行处理,即追缴、责令退赔、返还合法财产和没收违法财物等。此外,还有部分案件涉及民事责任承担或刑民交叉处理的问题。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人数众多、当事人分布地域广、标的额特别巨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之规定,对于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正在审理该刑事案件的法院。鉴于集资参与人与被害人的身份交织或重合的情形,应以刑事、民事、行政多措并举处置之。依照有关涉案财物处置的规定,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应当向集资参与人清退资金,如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退赔集资参与人的损失一般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以及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至于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则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故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生效裁判之一,即责令郑某华与同案人共同退还集资参与人共计705.51万元。至于郑某华本人参与投资的部分款项尚未回笼,其损失自行承担。
关于类案(关联案件)参考与多向度协调性的量刑均衡。当下强调统一法律适用和加强类案检索,可以更准确把握案件性质、争议焦点和法律适用,旨在实现同案同判,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公正性。本案依法作出裁判,严格适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还得参照借鉴相关典型案例,同时,以多向度协调性视角关注关联案件处理的情况,即主犯何某清等某智能公司系列案件、林某荣和洪某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洗钱案的查处。其中,另案处理并作出生效裁判,对林某荣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6个月;对洪某英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4个月。故上下游犯罪关联案处理确有参考权衡之必要。类案裁判参考,即源于系列案件之间具有关联性与相似性,确保前案与后案裁判的衡平。鉴于郑某华既是非法集资行为人又是集资参与人,其犯罪所得与投资返利部分交织混同在所难免,这是刑罚裁量需要考虑的酌定情节,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合理把握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综合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轻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做到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故二审根据查明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兼顾关联案件处理的均衡,对郑某华主刑和罚金刑予以适当调整,依法从轻处罚。
关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内涵之体现。以审判为中心,就要突出审判对侦查、审查起诉等诉讼活动的引导和制约功能,对案件处理结果来说,确保审判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作出裁决起到决定性和最终性作用。本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洗钱罪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终局裁判,体现了从侦查到控、辩、审多方分工与职能发挥,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之下的庭审实质化运用,首要是坚持证据裁判原则。
(作者单位: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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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C.57531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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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日期:202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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