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某等合同诈骗案——合同诈骗罪的出罪与罪轻辩护,以甲某等快递刷单案为例
甲某等合同诈骗案——合同诈骗罪的出罪与罪轻辩护,以甲某等快递刷单案为例
案由: 刑事>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扰乱市场秩序罪> 合同诈骗罪
文书类型: 判决书
公开类型: 文书公开
审理法院: 上海市青浦区(县)人民法院
审结日期:2025.11.14
案件类型: 刑事一审
审理程序: 一审
来源:李亚峰:《 合同诈骗罪的出罪与罪轻辩护——以甲某等快递刷单案为例》,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法宝律师库
刑罚:被告人甲某等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甲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指控罪名: 合同诈骗罪
判定罪名: 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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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某等合同诈骗案
——合同诈骗罪的出罪与罪轻辩护,以甲某等快递刷单案为例
前言:在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物流行业的“刷单”行为屡见不鲜,其法律性质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常引发争议。本文以笔者亲办的甲某等人快递刷单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为样本,系统梳理办案过程中面临的“刑民交叉”定性难题、罪名变更辩护、犯罪数额的实质性核减以及认罪认罚框架下独立辩护权的行使空间。通过复盘本案从审查起诉到审判的辩护工作,旨在探讨如何为涉嫌经济犯罪的企业经营者构建一条兼顾法理、情理与实务效果的辩护路径,以期为类案处理提供参考。
一、案情回溯
(一)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甲某、乙某、丙某、丁某
指控事实:2024年6月至12月间,被告人甲某作为三个快递经营网点的实际控制人及A网点负责人,伙同乙某(网点操作员)、丙某(B网点负责人兼财务)、丁某(C网点负责人)等人,利用加盟于J快递公司(以下简称“J公司”)的深圳A、B、C三个末端网点,与J公司前员工戊某(另案处理)合谋,通过组织寄递内装廉价物品的虚假快递包裹并虚假签收的方式,虚构完成派件业务,进而骗取J公司依据加盟协议约定应向网点结算的快递派送补贴费用。经审计,初期认定的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01万余元。
(二)辩护历程
1. 检察院阶段:在接受甲某家属委托后,辩护人在深入阅卷及尊重被告人甲某及其家属意见的基础上,确立了“无罪辩护优先,罪轻辩护托底”的总体策略。在审查起诉环节,我们分别从如下几个方面向承办检察官发表了书面和口头形式的法律意见:
① 行为定性异议:辩护人指出,刷单所产生的微薄利润(约每单0.2元)并未被任何个人挥霍或占为己有,而是全部用于分摊涉案网点的日常运营成本,如租金开支等。涉案行为本质上系为应对J公司苛刻业绩考核、维持网点生存而实施的“民事(商业)欺诈”行为,行为人主观上缺乏“非法占有目的”,且J公司的损失完全可通过民事途径(违约金、赔偿款)获得足额救济,不应动用刑事手段。
② 主观过错异议:辩护人指出,从卷宗笔录来看,被告人甲某作为A网点负责人,仅对A网点刷单行为知情,其他两个网点分别由丙某和丁某负责经营,甲某对这两个网点的刷单情况并不知情,不存在主观过错。
③ 犯罪数额异议:对《司法审计报告》提出异议,指出在计算犯罪数额时,审计报告仅扣除了网点向J公司支付的0.5元面单费,而未扣除网点向J公司已经支付的基础派送费(约1元/单),该部分金额不属于J公司的损失,不应全部认定为诈骗金额。
④ 罪名异议:侦查机关以诈骗罪向检察院移送本案,辩护人认为即便甲某等人构成犯罪,也应当属于合同诈骗罪。
⑤ 社会危害性异议:强调当事人甲某在案发前即主动提出协商赔偿,案发后超额退赔111万余元并获谅解,社会关系已修复,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当以犯罪论处。
然而,检察机关并未采纳无罪意见,认为甲某作为三个网点的实际控制人系本案主犯,但最终认可了关于罪名变更和犯罪数额核减的辩护观点,在起诉时将涉案金额核减至约64万元,并据此提出相对较轻的量刑建议。甲某等人经权衡后,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其中检察院对甲某的量刑意见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
2. 法院阶段:辩护策略转为“在认可量刑建议基础上,追求最优化处罚”。
在法庭辩论中,辩护人利用独立辩护权策略性的提出:“在认可量刑建议的前提下,辩护人恳请法庭能够综合考量全案的每一个具体情节,如果认为给予甲某更轻一些的处罚,能够更加精准地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我们恳请法庭能够行使裁量权。特别是,我们希望能将缓刑考验期缩短为三年。因为甲某作为物流企业家,有赴海外拓展业务的正当计划,五年的缓刑考验期,像一个沉重的枷锁,严重限制他的出行自由,使他这份重启事业、为社会创造新价值的计划几乎搁浅,不利于其真正回归社会。”
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打动了审判长,成功触发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审判长在辩护人发表完辩护词后,宣布休庭半个小时。在休庭期间,法官和公诉人进行了沟通,法官认为量刑建议中的缓刑考验期不当,且认为本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异议有理,告知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最终,公诉人将甲某的缓刑期限调整为4年。
(三)审判结果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甲某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骗取被害单位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同时,法院采纳了认罪认罚、自首、立功、退赔谅解等全部从宽情节。在量刑上,法院基本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但对甲某等被告人的缓刑考验期全部予以缩短调整。最终判处甲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二、案例评析
(一)定性视角:刑民交叉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分实践
本案的典型性在于其恰好处于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模糊地带”。根据相关理论观点,二者的实质界分标准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而该目的可通过“民事救济可能性”这一主线进行判断。[1]
在本案中,首先,甲某等人的行为动机主要是应对J公司苛刻的KPI考核压力,避免罚款,维持经营,具有“经营自救”性质,与纯粹骗取财物挥霍的“非法占有目的”存在区别。其次,从客观效果看,刷单获益全部用于分摊涉案网点的日常运营成本,这种获益资金的使用方式维持了网点的服务能力与稳定性,间接上也有利于J公司末端网络的正常维系与品牌在当地市场的发展,J公司其实被动获得了基于网络效应的正收益。最后,在损害结果上,甲某等人不仅在J公司内部审计阶段主动承认了相关违约事实并主动提出民事赔偿,本案刑事立案后更是超额退赔了全部损失,被害单位J公司获得了远超涉案金额的经济救济,社会矛盾已实质化解。这完全符合“被害人未丧失民事救济可能性”的情形,民事救济足以保障受损人的合法权益, 刑法不应主动介入私主体之间的经济纠纷。
然而,这一辩护思路在实务中仍面临巨大挑战。尽管有学术理论与最高人民法院判例的支撑,但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使用欺骗手段、造成单位较大损失的行为,办案机关仍倾向于基于“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先入罪,再通过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情节在量刑上从宽。“结果无价值”与“民事救济可能性”理论尚未成为主流出罪通道。本案承办检察官未采纳无罪意见,也反映了这一现实。这也提示我们,在我国已步入轻罪治理时代的背景下,将“存在充分、即时的民事救济可能”作为诈骗类案件出罪的核心实质要件,对于贯彻我国 刑法慎刑原则和谦抑性原则、强化公民权利保障、以及构建更合理的法治营商环境,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2]
(二)罪名视角: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量刑实践中的差异
本案的罪名辩护直接牵涉量刑起点与幅度的重大差异。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2014年)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点为5万元,对应量刑起点为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为50万元,对应量刑起点为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相比之下,依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实施细则》(2017年),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点则提高至20万元,量刑起点同样为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为100万元,量刑起点为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
这一显著差异意味着,在犯罪数额相同的情况下,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往往能在量刑上获得更为宽缓的惩处空间。在本案中,侦查机关最初以诈骗罪立案,涉案金额经核减后仍达64万余元。若以诈骗罪论处,该数额已远超“数额特别巨大”的50万元门槛,依法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峻刑罚。然而,辩护人敏锐地把握了罪名认定的关键,在审查起诉阶段明确提出,本案行为完全发生于甲某与J公司所签署的《快递服务合作协议》的履行过程中,所骗取的费用属于合同约定的派费,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检察机关最终采纳了辩护意见,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由此,64万余元的犯罪数额仅达到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的区间,法定刑幅度大幅降低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后续争取缓刑奠定了根本基础。这一罪名变更的成功,凸显了在刑民交叉、此罪与彼罪界限模糊的案件中,审前阶段的积极沟通与精准定性辩护,是实质影响案件走向、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
(三)数额视角:量刑平衡原则下犯罪数额的实质性认定路径
犯罪数额的认定直接决定量刑档次的跃升。本案初期审计金额101万元,根据上海市的司法实践标准,若成立,量刑起点为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辩护空间将被极度压缩。辩护人通过精细化审查《司法审计报告》,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在计算犯罪数额时,审计报告仅扣除了网点向J公司支付的0.5元面单费,而未扣除网点向J公司已经支付的基础派送费(约1元/单)。辩护人认为,该部分金额不属于J公司的损失,不应全部认定为诈骗金额。但检察机关认为,该部分金额属于犯罪成本不应当减扣。
在 刑法理论中,对于诈骗犯罪数额是否应扣除犯罪成本存在争议。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5号)第 \l "tiao_8" 八条规定:“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对于犯罪成本一般在犯罪数额中不予扣除。
辩护人从量刑平衡与实质公正角度出发,极力主张扣除该成本。因为,首先这符合诈骗罪“财产损失”的本质要件;其次在“刷单”模式下,总流水额虚高,若全部计为犯罪数额,将导致量刑过重,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不符。最终,检察机关采纳了这一辩护意见,将犯罪数额核减约三分之一。这一关键辩护成果,直接为后续争取缓刑创造了根本性条件。
(四)程序视角: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的独立辩护空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标志着刑事诉讼控辩合作模式在我国兴起。由于 刑事诉讼法将控辩双方协商的范围界定为量刑方面,因此,我国法律所确立的协商性司法机制基本上就是一种量刑协商模式。在量刑协商达成后,律师是否就此沦为“程序见证者”?从刑事辩护实务的角度看,由于双方协商主体在司法实践中的不平等性,在辩护人与公诉人未充分协商或经充分协商后未能达到辩护目的的情形下,往往由被告人策略性地先行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律师保留独立辩护意见,使量刑辩护从审查起诉环节以协商的方式扩展到审判环节的律师独立量刑辩护。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制定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1条表明,辩护人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辩护权并不因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而当然限缩。这为辩护人在具体案件中推动量刑结果的进一步精细化与个别化,及在协商性司法中实现“有效辩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本案的庭审实践为此提供了清晰注解。在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已达成合意后,辩护人并未止步,而是依据 “刑罚个别化”原则,独立提出了缩短缓刑考验期的请求。刑罚个别化要求在罪责刑相适应的前提下,综合考量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实现特殊预防。辩护人提出缩短缓刑考验期请求的核心依据是甲某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具体表现出其人身危险性极低:其一,其行为动机系为维持经营、应对考核,所获微利悉数用于运营,主观恶性较小;其二,已经主动超额退赔全部损失并获得受害人谅解,社会关系已经彻底修复;其三,甲某作为企业经营者目前已经有明确的事业规划,其稳定的社会联结显著降低了再犯可能性。以上这三个具体情节,为在既定“罪责”的基础上,对“刑罚执行方式”作出有利于甲某的个别化调整,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
法院最终采纳辩护意见,将缓刑考验期缩短为四年。由此可见,律师围绕“人身危险性”等要素进行的精细化辩护,能够实质影响具体惩处结果,在量刑建议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更优结果。同时表明,虽然认罪协商简化了审判程序,但合议庭依然具有对量刑进行全面、个别化司法审查的权力。律师的独立辩护,正是激活法官裁量权、确保判决结果能经受个案正义检验的关键保障,从而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效率与公正、惩罚与教育之间实现精妙的平衡。
【结语】
本案的辩护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诉辩交易”,是一次结果导向的辩护。辩护人通过调整策略,以承认指控事实和罪名为代价,为主犯甲某争取了缓刑处罚结果。该案的辩护历程,清晰地呈现了当前经济犯罪案件,尤其刑民交案件的典型辩护路径。从最初基于“非法占有目的”与“民事救济可能性”展开的定性之辩,到审查起诉阶段围绕罪名选择与犯罪数额核定展开的实质协商,再到审判阶段在认罪认罚框架内对缩短缓刑考验期的进一步争取,整个过程展现了刑事辩护在多层次、多维度上寻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努力。本案的最终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实践对于此类涉企经营纠纷的审慎平衡。司法机关在依法认定行为性质的同时,充分考量了行为动机、退赃退赔情况、企业经营现实及刑罚的社会效果,并通过量刑上的实质性从宽予以回应。
【注释】
[1] 陈少青.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分——以《刑事审判参考》第1372号指导案例为中心.法学评论,2023(04).
[2] 贾宇.深刻体会***法治思想\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中进一步明确慎刑原则.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微信公众号,2025年11月25日.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
\l "tiao_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修正) 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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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C.57548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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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日期:202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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