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务工人员在疟疾流行地区工作期间感染疟疾，能否认定为工伤，是跨境用工领域反复出现的疑难问题。问题的难点不在于"得了病"，而在于如何把"得病"与"工作"连接起来：疟疾由蚊虫叮咬传播，感染时间与地点难以精确固定，潜伏期可能跨越回国前后，用人单位又常以"疾病属于个人健康范畴"抗辩。本文结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范结构与已公开裁判文书的审查思路，梳理这一问题的法律路径。
一、先排除一条走不通的路：职业病路径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但职业病的认定以《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为限，现行目录所列的职业性传染病包括炭疽、森林脑炎、布鲁氏菌病、艾滋病（限于医疗卫生人员及人民警察）与莱姆病，疟疾不在其中。
这意味着，主张"疟疾是职业病"在法律上难以成立。实务中大量申请被驳回，正是因为在第一步就选错了规范路径。正确的做法是回到第十四条第（一）项和第（五）项。
二、两条可行路径：第（一）项与第（五）项
路径一：第（一）项"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需要证明三点：伤害发生在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内；伤害因工作原因造成；伤害形态属于"事故伤害"。疟疾作为疾病是否属于"事故伤害"，实践中存在争议，但将"在疫区作业环境中被携带疟原虫的蚊虫叮咬"评价为工作过程中的意外伤害，已被部分裁判所接受。这一路径的关键证据是岗位与作业环境的蚊虫暴露事实。
路径二：第（五）项"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境外派驻天然具备"因工外出"的外观，但该路径有一个限制：职工因工作原因驻外，有固定的住所、有明确的作息时间的，工伤认定时按照在驻在地当地正常工作的情形处理，不适用"因工外出期间"的规则。因此，长期驻外、作息固定的人员，反而可能无法援引第（五）项，需要回到第（一）项主张。
选择第（一）项还是第（五）项，会直接影响后续证据的组织方向，接案时应第一时间锁定适用的条款。
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则在疟疾案件中意义重大：感染发生在境外，用人单位掌握派驻安排、驻地条件、考勤记录与境外就诊资料，其举证能力明显强于劳动者一方。
但劳动者一方不能因此消极等待。已收录的裁判文书显示，当医疗记录显示感染后已治愈、死亡原因另有医学证明时，劳动者的主张仍会因证据不足而不被支持。
四、两类最容易失败的证据形态
- 感染时间与派驻期间脱节。回国后较长时间才发病，而又缺乏境外期间的就诊记录，因果关系链条难以闭合。
- 境外就诊资料形式不完整。仅有截图或中文转述，缺少原始检验报告、用药记录与复查结果，又未办理使领馆认证，证明力会被削弱。
五、结论：把"疫区暴露"做成可核验的事实
疟疾工伤认定的核心，不是证明"得了疟疾"，而是证明"因为工作才得了疟疾"。围绕这一命题，证据组织应当形成"时间—地点—职责—暴露—感染—后果"的完整链条：派驻文件与出入境记录固定时间与地点，岗位说明与考勤固定职责，驻地环境照片与同事证言固定暴露，境外就诊资料与检验报告固定感染，死亡案件还需死因医学证明与认证文件固定后果。
链条中任何一环缺失，都可能导致认定失败。这也是此类案件需要从派驻之初就介入合规管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