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十七分,城郊这家"惠多"社区超市的收银台前,一个穿藏蓝色夹克的中年男人把一包饼干轻轻放在台面上。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怕碰坏了什么。收银员扫码,"滴"的一声,显示三点五元。男人递上零钱,又要了小票,仔细折叠好塞进夹克内袋。然后他转身走到货架旁,掏出手机,对着价签和饼干包装拍了几张照片。
"这包饼干,过期三天了。"他对收银员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
收银员愣了一下,凑过去看包装上的生产日期。男人已经不发一言地把手机屏幕转向她——上面是一个刚发起的12315举报页面。这一幕,超市老板老郑在后来的回忆里重复了无数遍。他记得那天的日期,记得饼干的品牌,甚至记得男人夹克袖口磨出的毛边。因为那是这个男人第一次走进他的店,也是他噩梦的开始。
那一年是2019年。老郑后来才知道,这个说话客气的男人,在这一片区的市场上,已经用同样的手法索赔过三十六次。这是第三十七次。
在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梳理的一批消费维权与行政投诉案卷中,职业索赔与商家之间的这场攻防战,几乎构成了过去十年里最富争议的一幅图景。一边是被称为"市场清道夫"的职业打假人,一边是不堪其扰的中小商家;一边是保护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一边是日益汹涌的"恶意索赔"质疑。十年之间,这场较量没有赢家,却把法律和监管推到了一个必须作出回应的路口。
一个"猎手"的诞生
要理解老郑的遭遇,得先认识那个穿藏蓝色夹克的男人。他叫侯保财(化名),四十出头,本地人。熟悉他的人说,他早年下岗,做过几份小生意都没做成,四十岁那年"忽然开了窍",发现了一条"不用本钱就能挣钱"的路子。
这条路子,就是打假。
侯保财的方法并不复杂。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在城郊的超市、便利店、小卖部转悠,眼睛专门盯着货架角落的临期食品、标签不规范的日用品、价签与实物不符的商品。一旦发现"问题商品",他先不声张,记下位置,过几天再来买——等食品真正过了保质期,或者把问题固定下来。买的时候一定要小票,一定要拍视频,从拿起商品到结账付款,全程记录。
"他的包里永远装着充电宝和手机支架。"老郑说,"拍视频比我们店员还专业。"
第一次索赔,侯保财开价一千元。老郑起初不认识他,以为遇到了真较真的顾客,只想息事宁人。他后来算了一笔账:那包饼干进价两块多,卖三点五元,为了这点事赔一千元,实在窝火。但侯保财一句话把他噎住了:"这是《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卖过期食品,最低赔一千。你不赔,我就举报,市场监管来了,罚的比你赔的多。"
老郑不懂法,也不知道这话有几分真。他最终掏了钱。事后他越想越气——自己开了十几年超市,本本分分,怎么就栽在了一包饼干上?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只是开始。
此后的两年里,侯保财成了惠多超市的"常客"。他先后在这家店里"发现"过过期酸奶、没有生产日期的散装糕点、标签夸大功效的洗洁精,索赔金额从五百到一千不等。老郑渐渐回过味来:这个人不像是真心维权,倒像是把超市当成了"猎场",专门来"寻猎"的。
他尝试过反抗。有一回,侯保财又拿来一包过期饼干,老郑调出监控,指认说这包饼干是侯保财自己带进店、趁人不注意放到货架上的——"调包"。双方争执不下,报了警。派出所民警看完监控,说证据不足,建议走市场监管渠道协商。那次最后不了了之,老郑却第一次意识到,对方的手法里,可能藏着不光彩的门道。
一场没有硝烟的攻防
接下来的日子,老郑和侯保财之间,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没有硝烟的攻防。
老郑这边的策略是"防"。他在店里装了两个高清摄像头,专门对准食品货架;安排店员每隔两小时巡查一次临期商品,临近保质期的提前下架;还给员工立了规矩,遇到"可疑顾客"要格外留意。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把临期食品全部扔掉,"宁可亏一点,也不想再被盯上"。
侯保财那边的策略是"变"。你装监控,他就找监控死角;你下架临期商品,他就盯包装标签的瑕疵——营养成分表字体太小、生产日期喷码模糊、进口食品没有中文标签。这些东西,普通消费者看都不会看一眼,他却能一一挑出来。有一次,他甚至因为超市卖的一袋大米"净含量标注与实际不符"而索赔。
"他不是在维权,他是在找茬。"老郑说这话时,声音里透着疲惫。两年下来,光是赔付给侯保财的钱,就有七千多元;而为了应付他的投诉,老郑往市场监管所跑的次数,比过去十年加起来还多。
更让老郑感到无力的是,即便他确信对方在"恶意索赔",他也拿不出办法。市场监管所每次接到侯保财的举报,都会依法受理、核查、调解。有一回,监管人员到店里检查,货架上那批食品确实存在标签问题,依法责令整改——虽然没有罚款,却也让老郑"被动"了一回。
"他每次都能抓到一点真问题,哪怕是小问题。"老郑苦笑,"你说他错吧,人家说的确实是违规;你说他对吧,他明摆着是靠这个挣钱。我真是哑巴吃黄连。"
在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接触的同类案件中,中小商家的这种"哑巴吃黄连"式的困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许多经营者并非真的漠视食品安全,而是在职业索赔人反复、精准、高频的"寻猎"下,疲于应付、苦不堪言。法律的刚性、执法的程序、取证的困难,交织成一张让商家难以挣脱的网。
清道夫,还是索赔人?
围绕侯保财这样的职业打假人,社会的评价长期分裂成两个阵营。
支持者认为,他们是市场天然的"清道夫"。在监管力量有限、消费者维权意愿不高的现实下,正是这些职业打假人,用"较真"的方式,把货架上的过期食品、标签违规商品一一揪出来,倒逼商家规范经营。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弥补了行政监管的不足,是消费者权益的"民间守望者"。不少食品安全领域的改进,确实与职业打假的推动有关。
反对者则尖锐得多。他们认为,当打假变成一门"生意",维权的初心就变了味。职业索赔人不再着眼于"净化市场",而是紧盯着"赔偿金额"——哪里容易赔钱就去哪里,什么问题能索赔就查什么问题。更有甚者,通过"调包""夹带""伪造小票"等方式人为制造"问题商品",以举报相要挟,索取钱财。这种行为,已经偏离了维权的轨道,滑向了敲诈勒索的边缘。
这两种观点的交锋,在法律上聚焦为一个核心问题:"知假买假",究竟能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
这个问题的答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摇摆过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初衷,是通过"退一赔三""退一赔十"这样的高额赔偿,调动消费者监督经营者、揭发违法行为的积极性。在食品药品这样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的领域,法律更是给予了格外的保护——因为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往往隐蔽、分散、单次危害小,如果只靠行政机关查处,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可当这项制度被职业索赔人反复"再利用",就出现了异化。有人把它当成稳定的营生,四处"寻猎";有人钻规则的空子,把"赔偿"变成了一种可以计算的收益。制度的初衷是保护消费者,而异化后的结果,却让大量中小商家疲于奔命,也让行政和司法资源被大量占用。
近年来,司法和监管层面开始作出回应。在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领域,司法机关通过裁判和司法解释逐步明确:对"知假买假"的主张,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对明显超出正常消费需要、以牟利为目的的批量购买,则不再一概支持;对于通过调包、夹带等方式制造"问题"、以举报要挟索财的行为,更不予保护。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出台司法解释,对相关争议作出进一步规范。
监管层面也在收紧。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投诉举报处理的相关规定,明确投诉应当基于"生活消费需要",对并非为生活消费需要、以牟利为目的的投诉,可依法作出处理;对反复、海量、恶意的投诉举报,各地也在探索甄别和规制的办法。制度正在从"鼓励维权"向"既保护消费者、又防止权利滥用"的平衡点上艰难移动。
一场制度层面的再平衡
侯保财的故事,是一面折射制度变迁的镜子。
职业打假在中国,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海打假"开启民间维权先河,到职业打假逐渐产业化、规模化,再到如今"职业索赔"饱受争议,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它背后,是中国消费市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法治建设从粗疏走向精细的缩影。
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是悬在违法经营者头上的利剑,能有效震慑制假售假、维护食品安全;用得偏,它就可能被异化为个别人牟利的工具,甚至演变成对中小商家的"合法骚扰"。制度的难题在于:如何在鼓励消费者维权与防止权利滥用之间,找到那条微妙的界线。
这条界线,在实践中极难划定。因为"消费者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人购买了问题商品,究竟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还是"以牟利为目的",往往只有他自己清楚。职业索赔人所以要买小票、拍视频、批量购买,正是为了把自己包装成标准的"消费者"。而商家即便怀疑对方动机不纯,也几乎无法举证推翻。
更大的困境,在于行政资源的消耗。基层市场监管所本就人手有限,却要投入大量精力处理海量的投诉举报——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职业索赔人的批量、重复举报。有基层监管人员坦言,有些职业索赔人一年投诉上百次,每一次都要依法受理、核查、答复,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真正的民生诉求反而可能被延误。投诉举报制度这一保护消费者的"便民通道",正面临被滥用的隐忧。
各地为此进行了不少探索。一些地方出台规定,对"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投诉不予受理或终止调解;一些地方建立投诉举报"异常名录",对高频、恶意举报人进行甄别;还有一些地方推动建立"容错清单"和"首违不罚"机制,对轻微违法、及时改正的商家免于处罚,既保护消费者,也给经营者改正的机会。这些探索,都在试图让制度回归平衡。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已成为共识:真正治本的,不是去争论某个职业打假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让商家不敢违法、不能违法——当货架上的每一件商品都合规,当每一次经营都经得起检查,"寻猎"也就失去了目标。制度的终极指向,应当是构建一个无需"职业打假"也能自我净化的市场环境。
潘嵩主任律师的评价
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指出,职业打假现象必须放在"双重效应"的框架下客观看待,不能简单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从正向看,职业打假人确实在客观上弥补了行政监管力量的不足,对遏制食品药品领域的违法行为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从反向看,当打假彻底异化为牟利工具,尤其是出现调包、夹带、伪造证据、以举报相要挟索财等行为时,就背离了维权的本意,甚至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潘嵩主任律师分析,这个问题的法律核心,是"消费者身份"的认定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人;而《食品安全法》设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其初衷在于保护公众健康。近年来司法实践逐步形成的共识是:在食品药品领域,对"知假买假"的主张,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内可以支持,对明显超出正常生活需要、以牟利为目的的批量索赔,则趋于严格把握。"这一取向,既维护了制度的威慑力,也防止了权利的滥用。"
对于商家,潘嵩主任律师给出了务实的建议。他强调,应对职业索赔,最根本的办法是合规经营——把好进货关、做好临期食品管理、规范标签标识,让商品本身经得起检验。"很多商家把精力花在怎么和索赔人'斗智斗勇'上,却舍不得在合规上下功夫,这是本末倒置。"他提醒,遭遇索赔时,商家应冷静留存证据:对涉嫌调包、夹带的,要保全监控录像;对交易过程有争议的,要核对小票和商品;面对明显不合理的索财要求,不应一味私了纵容,而应依法通过投诉举报处理渠道或司法途径解决。"必要时,对以举报相要挟、索要明显超出法定标准钱财的行为,可以报警处理。"
"制度的善意,不该被少数人当作牟利的工具;维权的权利,也不该被异化为要挟的筹码。"潘嵩主任律师说,"衡量这项制度成败的标准,不是打掉了多少'假',而是最终能不能让市场变得让人放心。"
三年后的一天,惠多超市的货架上多了一块醒目的牌子——"临期食品专区,折价销售"。老郑把临近保质期的商品集中起来,明码标价打折处理,既减少了浪费,也堵住了"过期"这个口子。他说,这是跟侯保财"斗"了两年后,学到的唯一一件有用的事。
侯保财已经有很久没来了。老郑说不清他是"收手"了,还是找到了新的"猎场"。但他知道,只要那块牌子上还写着价格,只要货架上的商品还经得起检查,无论谁来,他都不怕了。
超市门外的阳光照常升起,扫码枪"滴"的声音此起彼伏。老郑站在收银台后,看着一个个顾客推着购物车走出门去。他有时候会想,如果每一项制度都能像这块牌子一样,把"保护"和"规范"清楚地标出来,让守规矩的人安心、让钻空子的人无机可乘,那样的话,职业打假人或许也就真的成了历史的名词。而这,正是市场监管法治化进程需要持续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