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取证难怎么破?——跨境腐败案件的证据规则与律师实务

跨境腐败案件的老大难,圈内人有一句总结:人抓不到,钱追不回,证据拿不着。

《反跨境腐败法》没有许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它做了一件此前散落立法没有做到的事:把追赃工具和证据规则放进同一个制度框架里,让“人不到案”和“证据在境外”这两个卡点有了可以同时启动的应对路径。

人不到案,钱能不能追

草案衔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两项特别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目标指向一个具体的困境——外逃人员不到案,境外房产、离岸存款、信托资产中的腐败所得能否被司法认定并追缴。

这两项程序不是新事物。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受理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件300余件,没收违法所得百亿余元;受理适用缺席审判程序案件40余件。但此前的适用主要依托刑事诉讼法的一般框架,反跨境腐败法的意义在于将其嵌入跨境腐败治理的专门法律逻辑中,与资产冻结、国际司法协助、境外资产返还形成链条。

北展律师用一个场景说明这项工具对企业辩护实务的意味。假设某国企境外项目负责人涉嫌通过离岸公司收受回扣后潜逃,境内司法机关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境外账户中的资金申请冻结和没收。“辩护的战场不再只是‘人在哪里、罪成不成’,而是境外资产的来源说明。如果利害关系人无法就一笔境外存款的合法来源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没收程序就可能推进。”这指向立法审议中一个被反复提及但尚未最终落地的方向:跨境腐败举证责任适度倒置,降低追赃举证难度。北展律师指出,这一建议是否入法、以何种方式入法,将直接影响未来追赃案件的对抗格局。

境外证据的“入口”问题:公证认证是不是必须的

跨境腐败案件的实体对抗,很大程度上落在境外证据的可采性上。而现行实践中,境外证据的认证标准并不统一。

北展律师梳理了两种并存的裁判立场。一种立场倾向于以取得途径替代形式审查:通过刑事司法协助等公权力渠道取得的境外证据,法院倾向于认定符合程序,不再额外要求公证、认证。有判决明确指出,办案机关收集的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并不要求必须经过公证、认证程序”。另一种立场则更为严格,将未经公证认证的境外证据排除在定案根据之外。

这种分歧对辩护实务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北展律师指出,控方证据如果通过司法协助渠道取得,形式瑕疵的容忍度相对较高;而辩方自行在境外收集的证据,如果未完成公证、认证手续,往往在进入实体审查之前就被排除。“在跨境腐败案件里,辩方取证本来就难,形式门槛再一卡,实质辩护的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律师需要从一开始就把证据的‘入口合规’和‘内容说服力’放在同等位置来规划。”

电子数据:境外服务器上的记录怎么变成证据

跨境腐败的资金流和通讯记录,大量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境外服务器或云平台上。草案第十五条对有关机关运用信息化手段作了规定,同时要求履行保密义务。北展律师认为,这条的技术性表述背后是一个实务现实:电子数据的取证,越来越依赖跨境数据调取和平台配合,而这一过程的合法性审查将成为辩护的常见争点。

他举了一个预判会高频出现的场景:行贿沟通通过境外即时通讯工具完成,记录存储在第三国服务器上。侦查机关通过国际司法协助请求该国协助调取,或者通过平台运营商的境内关联主体提取数据。辩护律师需要审查的,不是数据内容本身是否真实,而是提取过程是否遵循了法定的跨境取证程序、数据完整性有没有被破坏、哈希值校验记录是否存在。“在电子数据面前,‘内容真实’和‘程序合法’是两张门票。缺一张,证据就进不来。”

北展团队的提醒

“跨境腐败案件的辩护,越来越像在两条线上同时作业。”北展律师说,“一条线是实体上的罪与非罪,另一条线是证据能不能合法地呈上法庭。后一条线,往往在前一条线之前就决定了案件的走向。”

他给企业的建议与给律师的不同:企业不需要等到成为案件当事人才考虑证据问题。境外项目的付款审批记录、第三方尽调材料、合规审查留痕,在平时是合规管理的产物,在调查来临时就是最直接的书证。“调查机关不会要求企业自证无罪,但当企业手里有清晰、连续、可验证的记录时,辩护的空间和主动权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涉及法律条文以最终通过文本为准。下期预告:第七期《钱和人怎么追回来?——国际合作与追逃追赃的法律工具》)

 

附: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跨境合规法律服务简介

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跨境合规团队由名誉主任冯军律师领衔。冯军律师执业三十余年,长期从事刑事法律研究与实务,尤擅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辩护与合规应对。团队为川内“走出去”企业提供反跨境腐败合规体系搭建、境外经营风险筛查、内部调查应对及涉外争议解决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