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期:反跨境腐败,钱和人怎么追回来? ——国际合作与追逃追赃的法律工具

跨境腐败案件最让人无力的时刻,往往不是定罪的那一刻,而是人已经上了飞机、钱已经进了离岸账户的那一刻。

《反跨境腐败法》在“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两个板块上花的笔墨,是整部法律中技术密度最高的部分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把这项工作的意义说得很直白:本法从七个方面完善了办理涉外案件的法律“工具箱”,其中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的完善是核心环节之一。

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在研读这部分条文时,把重点放在了三个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上:人跑了怎么办、钱在哪怎么查、境外不配合怎么办。

 人跑了,两条腿走路

 规定在追逃机制上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防逃:加强对公职人员违规获取境外身份、设立海外账户的监督整治。北展律师指出,这条看起来管的是公职人员,但企业需要留意的是“监督整治”延伸出来的信息共享——公职人员的境外身份和账户信息一旦被纳入监测,与之关联的境外资金往来就可能成为线索入口。

第二件是追逃:规定防止涉案人员外逃、开展境外追逃追赃的具体措施。北展律师用实务语言翻译了这条的逻辑:“以前追逃,主要靠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和双边引渡条约。但引渡的成功率受制于条约关系、政治因素和东道国司法程序,周期长、不确定性大。这部法没有许诺引渡会变容易,但它把追逃的‘工具箱’打开得更充分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与追逃工作的衔接,让‘人不到案’不再等于‘案结不了’。”

试想一个场景:某国企境外项目负责人涉嫌受贿后潜逃至与我国无引渡条约的国家,境内司法机关无法将其带回受审。但他在境内和境外均有房产和存款。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可以独立启动,对境内资产先行处置,对境外资产通过国际司法协助请求冻结和返还。“人抓不回来,钱先回来。这在过去是两条线,现在被拧到一起了。”

 钱的追踪:反洗钱线索的入口作用

 追赃的前提是发现钱在哪。草案在线索发现机制上做了一个关键设计: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各监管部门在工作中发现跨境腐败问题线索的,负有移送义务。

北展律师认为,这条对企业的实际影响远大于对公职人员的影响。跨境腐败的资金流,无论怎么设计路径,最终要经过金融机构。一笔从境内汇往境外“咨询公司”的款项,如果收款方注册在离岸金融中心、受益所有人不透明、与付款方存在关联关系,反洗钱监测系统会自动标记。过去这类线索的处理路径不清晰,现在有了明确的移送通道。

“企业以为钱出了境就脱离了监管视野,这个判断是错的。”北展律师说,“反洗钱监测盯的就是跨境异常资金流动。移送机制建立后,一条反洗钱预警信息进入监察机关视野的时间差,可能比企业自己发现问题的时间差还短。”

 境外不配合:司法协助的请求与拒绝

 国际合作部分的核心制度是司法协助。草案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开展反跨境腐败国际合作,规定与境外机构开展执法司法合作的依据、方式和种类,明确可以依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多边执法司法协助安排等向境外机构提出司法协助请求的事项范围。

北展律师提醒企业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条款:草案同时规定了不予对外提供司法协助的情形。这意味着,当境外机构向中国请求协助时,中国有关机关有权依法拒绝。“这是一条对等条款。它传递的信号是:合作是双向的,不是单向配合。”

对于在境外有业务的企业,这条的实务意义在于:当东道国反腐败机构向中国企业或中国有关机关提出协助请求时,请求的合法性、是否符合中国法规定的条件,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审查的议题。企业不应默认“外国监管的要求必须无条件满足”。

 北展团队的提醒

“追逃追赃这一章,企业读的时候容易觉得‘这是公职人员的事’。”北展律师说,“但跨境腐败案件的行贿方往往是企业。行贿的资金从企业账上出去,追赃的对象就包括企业支付的贿赂款。企业既是潜在的被调查对象,也可能是追赃程序的利害关系人。”

他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动作建议:企业应当对过去三年所有境外付款中收款方注册在离岸金融中心、受益所有人不透明、服务成果难以验证的交易做一次专项梳理。“这些交易在平时是合规瑕疵,在追赃程序启动后就是资金流向图上的节点。提前梳理,是为了在被问到之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本文涉及法律条文以最终通过文本为准。下期预告:第八期《罚多少?谁担责?——法律责任体系与企业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