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四十分,陈伯还没睡。
他今年六十七岁,患糖尿病十多年,每晚睡前都要量一次血糖。那天夜里,他照例坐在客厅那张旧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就在他准备起身去卧室时,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段药品广告。
广告拍得像一档健康访谈节目。一位穿白大褂的"专家"侃侃而谈,旁边几位"患者"现身说法,说自己"喝了三个疗程,血糖稳了,并发症也没了"。屏幕上打出醒目的大字:"疗效显著、无副作用,纯天然制剂,不伤肝肾!"最后,画面出现一部免费订购热线和一句煽动性的话:"今晚拨打,前一百名半价,货到付款。"
陈伯的心动了一下。他盯着屏幕,把那串电话号码抄在了药盒背面。这款药的名字他没听清,只记下了"治糖尿病的特效药"。他患糖尿病多年,最怕的就是并发症,看到"无副作用""稳血糖"这样的字眼,很难不动心。
就在他准备拨号时,女儿小敏从卧室出来倒水,看见了电视上的画面,也看见了父亲手里抄号码的动作。
"爸,别打!"小敏一把按住了他的手。她在一家医药公司做注册工作,对药品广告的规矩再熟悉不过。她盯着电视看了几秒,脸色沉了下来:"这是处方药。处方药根本不能在电视上做广告——这条广告本身就是违法的。"
陈伯愣住了:"电视上播的,还能有假?"
"电视上播的,不代表它就是合法的。"小敏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拍下了一段视频,"这种广告专挑深夜时段播,就是算准了这时候监管弱、看的人多是老年人。它早就是监管部门重点盯防的对象。"
第二天上午,一通举报电话打进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的广告监测平台。接线的工作人员听完小敏的描述,又看了她提交的视频和截图,做了详细记录。一场针对这条违法药品广告的查处,就此启动。
在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近日梳理的一批药品广告监管案卷中,类似的场景反复出现。当"疗效显著""无副作用"成为深夜电视里的高频词,当处方药披着"健康访谈"的外衣闯入千家万户,那条横亘在药品广告面前的法律红线,一次次被触碰。
被包装成"访谈"的广告
要理解这条广告的违法之处,得先厘清它究竟"违法"在哪里。
小敏后来把那段视频反复看了几遍,越看越心惊。所谓"专家访谈",其实是花钱请来的演员穿上白大褂扮演;"患者现身说法",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托儿。整段内容的制作手法,是把广告伪装成一档客观的健康科普节目,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它传递的信息。而它推销的那款药品,小敏一查便知,是一款需要医生处方才能购买和使用的处方药。
根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处方药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也不得以其他方式向公众进行广告宣传。这条规定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处方药的使用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其适应症、禁忌症、副作用、相互作用都相当复杂,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判断能力,一旦被广告里的"疗效"吸引而自行购买使用,可能延误治疗甚至危及健康。因此,法律为处方药划定了"不得在大众媒介宣传"的禁区。
"这不是规定了能不能'夸大'的问题,而是规定了根本就不能'出现'。"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指出,"处方药广告的禁区,是一条'有或无'的红线——它不允许在面向公众的媒体上出现,无论内容真实与否、措辞夸张与否。这条广告里'疗效显著''无副作用'的表述固然涉嫌虚假,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一款处方药根本就不该以这种方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查处的过程,牵出了一条隐蔽的利益链。
监管人员顺着广告的投放轨迹追查,发现这条广告并非药企直接投放,而是经过了几层周转。广告主是一家外地的小型药企,它把广告业务委托给一家广告代理公司;代理公司为了规避审查,把广告包装成"健康专题节目",买下了地方台深夜时段的广告时间;电视台的广告审核部门在接收物料时,没有严格核对素材的真实身份和药品属性,让这条本该被拦截的广告一路绿灯播了出去。
三方之间,责任如何划分,成为查处中的焦点。药企作为广告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有首要责任;广告代理公司明知是处方药仍策划投放,难辞其咎;而电视台作为广告发布者,依法负有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的义务——对处方药这种法律明令禁止在大众媒介发布的广告,发布者更应当把好关口。
"媒体不能只收广告费、不问合法性。"一位参与查处的监管人员说,"尤其是这种深夜时段的'健康节目',长期以来就是违法医药广告的重灾区,电视台本应格外警惕。"
为什么屡禁不止
陈伯看到的这条广告,并非孤例。
违法药品广告,尤其是处方药违规广告,多年来一直是市场监管的顽疾。它们往往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时间上,专挑深夜、凌晨等监管和受众都相对薄弱的时段;形式上,把广告伪装成健康讲座、访谈节目、专题片,规避广告的显著标识要求;渠道上,从传统电视、广播向网络平台、短视频、社交媒体转移,变换形态、四处游走。
有监测数据显示,药品、医疗、保健食品广告长期位居违法广告投诉举报的前列,其中"使用患者、专家形象作证明""宣称疗效""处方药在大众媒介发布"是几类高发问题。尽管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加大监测和处罚力度,这类广告仍屡禁不止,呈现出"打而不绝、换个马甲又来"的态势。
原因有多重。其一是利益驱动——药品尤其是所谓"特效药"利润空间巨大,即便被罚,违法收益仍可能高于成本。其二是检测难——广告形态越来越隐蔽,从硬广变成软广,从明示变成暗示,监管部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去识别、取证。其三是责任链条长——广告主、代理公司、发布平台往往分处不同地方,跨区域协作增加了查处难度。
要读懂这条广告为何能播出来,还得了解药品广告审查制度是如何运作的。按照制度设计,药品广告在发布之前,要先经过广告审查机关对内容的把关——企业提交申请,审查机关核对药品说明书、核实宣传内容,符合条件的才发给药品广告审查批准文号,广告主凭批准文号才能投放。这道前置审查,本应是拦住违法广告的第一道闸门。而处方药,更是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大众媒介之外,不存在面向公众取得广告批准的可能。
问题在于,前置审查管得住"走正门"的广告,却管不住"绕后门"的把戏。就像这条广告,它压根没去申请什么药品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而是把自己伪装成一档"健康专题节目",直接买时段播出——审查制度针对的是"广告",它却给自己贴上"节目"的面具,从审查的缝隙里溜了进去。这也正是监管的难点所在:广告与节目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识别一段内容究竟是不是广告,要看它的制作目的、播出方式和传播效果,而不能只看它挂了什么名头。
制度的篱笆,一直在扎紧。根据《广告法》和《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发布药品广告应当在发布前接受审查,取得药品广告审查批准文号;广告的内容必须以药品说明书为准,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不得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对于违法发布药品广告的行为,法律规定了责令停止发布、消除影响、罚款乃至吊销相关证照等处罚措施。
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的框架下,两者的广告待遇截然不同:非处方药经过审查,可以在大众媒介发布面向公众的广告;而处方药,则被严格限制在专业的医学、药学刊物上,面向专业人士进行宣传。这套分类管理的逻辑,是把"需要专业指导用药"和"可以自我判断用药"的药品区分开来,在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前提下,兼顾信息的合理传播。
近年来,监管部门对医疗、药品、保健食品广告开展联合治理,建立起广告监测、线索移送、案件查处的协同机制,并对发布违法广告的媒体进行约谈、曝光。一些地方还建立了广告发布前的合规提示制度,对重点时段、重点品类加强人工复核。这些措施,都在试图把那条法律红线,真正变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治理违法药品广告,难在'防',更难在'疏'。"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指出,"老年人是这类广告的主要受害者,他们有真实的健康焦虑,却缺乏辨别广告真伪的能力。一边是严厉打击违法广告,一边是要通过正规渠道普及安全用药知识,让像陈伯这样的消费者,知道去哪里获得靠谱的用药信息。堵疏结合,才能真正压缩违法广告的生存空间。"
潘嵩主任律师的点评
围绕这起案件,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从合规义务与维权路径两个角度作了分析。
在合规义务方面,潘嵩主任律师强调,药品广告链条上的每一方,都不是旁观者。"对药企而言,发布药品广告必须严守两条底线:一是资格底线,广告发布前要依法取得药品广告审查批准,处方药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它根本不能在大众媒介发布;二是内容底线,广告内容必须以说明书为准,不得作功效保证、不得宣称治愈率、不得用患者或专家形象作证明。这两条底线,任何一条失守,都可能带来行政处罚乃至更严重的后果。"
"对媒体和平台而言,"他继续说,"广告发布者依法负有查验和核对义务。面对药品这类关系公众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媒体和平台应当建立更严格的审核机制,不能把'健康访谈'之类的包装当作免责的挡箭牌——形式是广告还是节目,判断的标准是内容实质和传播目的,而不是一块'专题'的标签。"
在消费者维权方面,潘嵩主任律师给出了务实建议。"第一,要认清一个基本事实:处方药不会、也不该在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上做广告,凡是看到宣称能治病的处方药广告,本身就可疑。第二,不要轻信'疗效显著''无副作用''根治'这类表述,药品说明书里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保证,出现这类话术,基本可以判定是虚假宣传。第三,一旦发现违法药品广告,要及时保存视频、截图、网址等证据,通过12315或广告监测平台举报。第四,买药、用药一定要通过正规医疗机构和药店,遵从医嘱,切勿看着广告自行购药、擅自停药。"
他还特别提醒老年人群体:"健康焦虑是正常的,但'神药'是不存在的。与其相信广告里的'包治百病',不如到正规医院找医生诊治。守住钱袋子的前提,是守住对虚假广告的警惕。"
深夜里的那通电话
举报发出后大约两周,小敏接到了监管部门反馈的查处结果:那条违法广告已被责令停止发布,相关药企、广告公司和电视台被依法调查处理,广告费用被没收,罚款也开了出来。更重要的是,那家地方台的深夜时段广告审核被要求整改。
那天晚上,陈伯照例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电视里依旧播放着节目,只是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条"健康访谈"。他把药盒翻过来,看着背面自己抄下的那串号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海绵,把它擦掉了。
"差点就上当了。"他喃喃地说。
一通深夜的举报电话,拦下了一条本不该出现的广告,也守住了父女俩共同的警惕。药品广告的那条红线,画在纸上,更应刻在每一个环节的心里——它隔开的不只是合法与违法,更是公众用药的安全与风险。而要让这条红线真正发挥作用,既需要监管的利剑高悬,也需要每一个像小敏这样的人,在看见它被人逾越时,愿意站出来拨通那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