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上午九点,本该是写字楼里最热闹的时候。李芳站在十八层那条走廊的尽头,面前是"启航教育"紧闭的玻璃门。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的通知,只有薄薄一页:"因经营调整,暂停授课,具体安排另行通知。"落款是上周三,没有盖章,也没有联系人电话。
她身后陆续聚过来七八个家长,手里都攥着手机,屏幕上是一张张缴费记录。大家比对了一下,最少的还剩十几节课,最多的剩五十多节,按单价折算,从几千元到三万多元不等。这些数字,本来应该是孩子们接下来的周末、寒暑假里,一节一节上的课。此刻,它们变成了一串无法兑现的数字。
李芳的女儿读小学四年级,在这里补英语,一周两节。她去年十月一次性交了一万九千八百元,买了"一百二十课时大礼包",送二十节,还签了一份"保分协议"。通知贴出那天,孩子还剩三十多节课——正好是冲刺期末和整个暑假的量。
"我连怎么跟孩子说都没想好,"李芳说,"她每个周末都盼着去上课,还问老师什么时候回来。我总不能告诉她,你的课,没了。"
在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长期关注的教育培训类消费纠纷中,"启航教育"的突然停课,并不是孤例。它像一滴水,折射出过去几年里,校外培训这个行业从疯狂扩张到急剧收缩的完整轨迹,也把预付费监管这个老问题,再次推到了聚光灯下。
一张"课时包"是如何卖出去的
李芳至今记得去年十月那个周末的咨询场景。
"启航教育"在这座城市的口碑曾经不错,校区开在写字楼的十八层和十九层,装修一新,教室宽敞,墙上挂满了"优秀学员"的照片和锦旗。接待她的课程顾问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热情、健谈,一开口就是"升学形势""竞争压力",把李芳说得心里一紧。
"您孩子这个成绩,得抓紧了。"顾问翻出一份分析表,"我们这里都是名师,一对一辅导,针对性提分。您看,按课时买最划算,单报一节课三百二,买一百二十节,折算下来一节不到两百。再送二十节,等于打了个八折。"
李芳动了心。她算了算,孩子确实需要补,这家机构名气也大,一次性买够,省得以后涨价。顾问又适时抛出"最后三个名额"的紧迫感——"这个优惠月底就截止了,很多家长都是一次买两百节的。"
她刷了一万九千八百元,签了合同。合同很厚,她只翻到签字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合同里,写着"课时有效期三年""退费需扣除已上课时及百分之二十违约金"之类的条款,她当时一个字都没细看。
最初几个月,一切正常。孩子每周去两次,老师也还负责,每次上完课都会发来学习反馈。李芳在家长群里看着别的孩子也在上,觉得自己的选择没错。
变化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的。先是十九层的教室锁了,说是"消防整改";接着,几个熟悉的老师陆续离职,家长群里开始有人问"怎么老换老师";再到后来,课程从一周两次变成了一周一次,理由从"老师排不开"到"场地调整",说法不一。
李芳那时其实有过犹豫。有家长在群里问,"机构是不是出问题了,要不要退费"?行政人员很快回复,"一切正常,请勿传谣"。她想,这么大的机构,应该不会出事。直到那张"暂停授课"的通知贴出来,她才知道,自己和孩子盼了那么久的课,真的没了。
钱去哪儿了
停课之后,家长们自发建起一个维权群。短短两天,群里就聚集了两百多人。有人统计,仅这个校区涉及的未消课时费,保守估计就超过四百万元。更让人心慌的是,有人查到,"启航教育"的母公司早在半年前就新增了多条被执行记录,法定代表人也变更过两次。
"我们后来才明白,钱早就不在了。"群里一位家长说。
事实渐渐清晰:这家机构把这些年预收的课时费,大量用于了新校区的扩张、广告投放,以及股东的分红,而不是按规定存管起来、专款专用。预收的钱,本应对应着孩子们未来要上的每一节课,是一笔"负债";可在经营者的账上,它被当成了可以随意支配的"现金流",用来冒险扩张。一旦扩张受阻、资金链断裂,整座大厦便轰然倒塌。
李芳和家长们开始了漫长的维权。他们先是报警,派出所说是"合同纠纷",建议走民事途径;他们又拨通12315,投诉转办到辖区市场监管所。监管人员到现场核查,发现机构早已停止经营,负责人失联;再查资金,预收费账户里几乎没有余额——钱,早就不知去向。
更棘手的是退费。按合同,机构应当退还未上课时的费用,可机构已经没有钱了。即便家长们团结起来,通过诉讼拿到胜诉判决,面对一个资不抵债、负责人失联的主体,"执行"二字,依然遥遥无期。
"我们就像追着一辆开走的车跑,"李芳说,"车没了,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手里只有一张欠条。"
在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接触的同类案件中,教培机构倒闭后的"退费难",几乎是一个无解的困局。消费者手握合同和付款凭证,在法律上占理,却在现实中拿不回钱。这个困局的根源,在于预收资金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钱付出去了,就没有一道"防火墙"为它守住。
"最后一公里"为何迟迟走不完
"启航教育"的故事,要放在校外培训行业这几年的剧烈震荡中理解。
曾经,校外培训是一个高速扩张的万亿级市场。资本涌入,机构林立,"预收费"是这个行业通行的商业模式——先收钱、后上课,一次性收取几千到几万元,用别人的钱来扩张自己的版图。在高速增长期,这种模式运转顺畅:新收的钱,用来支付老学员的课,再开新校区,收更多的新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雪球。
可雪球总有停下的一天。一旦招生放缓、资金链收紧,预收费模式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它本质上是一个"借新还旧"的资金游戏,任何一环断裂,都会引发连锁崩塌。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双减",校外培训行业经历深度调整。学科类培训被严格规范,大量机构关停、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预收费带来的退费风险集中爆发,许多机构在收缩、关停时,留下了大量未消课时无法退还。李芳和家长们遭遇的,正是这场行业大调整中的一个切面。
监管的制度供给,其实一直在跟进。根据相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三个月或六十课时的费用;预收费资金应当纳入监管,通过专用账户、银行托管等方式,确保专款专用、按进度拨付;各地也在建立校外培训监管平台,推动资金存管和信息公开。2021年以来,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预收费监管的要求被反复强调,制度框架逐步成形。
但制度的框架搭起来了,"最后一公里"却没有那么容易走完。
难关之一,是执行的打折。"一次性收费不超过三个月或六十课时"的规定,在执行中常常被规避——机构把长课时拆分成多个短期合同,或以"赠送课时""会员储值"的名义变相突破限制。李芳买的"一百二十课时大礼包加送二十节",就明显超出了规定的期限和课时,却依然顺利成交。
难关之二,是资金存管的落空。按规定应当存管的预收费,在实践中往往只存管一小部分,或者干脆"体外循环"——家长把钱转给机构对公账户甚至个人账户,绕开了监管平台。一旦机构决意挪用,监管账户里那点钱,不过是杯水车薪。
难关之三,是新业态带来的新挑战。转型后的机构,把学科培训改头换面成"素养课""思维训练",或者转向线上、隐形变异,监管的识别和追踪难度进一步加大。而大量小型、隐蔽的"黑机构",更是游离在监管视野之外,收了钱就跑,防不胜防。
在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梳理的案卷中,这类纠纷还呈现出鲜明的季节性——每逢学期末、寒暑假前后,往往是教培退费纠纷的高发期。一边是家长集中要求退还剩余课时费,一边是机构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刻,矛盾常常在这个节点集中爆发。有的机构在放假前突然宣布停课,有的则在开学前人去楼空,让家长猝不及防。这种"踩点式"的崩塌,进一步放大了消费者的损失,也让监管的预警和介入变得更加困难。
说到底,预付费监管的"最后一公里",卡的不是制度设计,而是落地的能力——基层监管力量有限,面对成千上万的机构和花样翻新的规避手段,逐一核查、动态监测,谈何容易。制度的善意,要真正走到消费者身边,还需要更长的路。
潘嵩主任律师的评价
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指出,教培预付费纠纷的核心,是预收资金的性质被长期误读。"很多经营者把家长预交的课时费,当成可以自由支配的自有资金,拿去扩张、投广告、分红。其实这笔钱在性质上是负债——它对应着孩子们未来要上的每一节课。把负债当现金流去冒险,一旦资金链断裂,等待家长的就是退费无门。"
潘嵩主任律师分析,从法律定性上,此类纠纷需要区分合同违约与消费欺诈。如果机构确因经营困难停课、但账面资金清晰、愿意依法清算退费,多属于合同违约;如果机构在明知经营难以为继时仍大量低价促销、疯狂吸金,或者收款后转移资产、恶意逃匿,就可能涉嫌欺诈,消费者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关键还是证据——促销宣传资料、付款凭证、培训合同、机构在停课前仍在大量收费的证据,都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
对于家长,潘嵩主任律师给出了务实的建议。第一,选择机构时,不要只看名气和优惠,要主动查询其办学资质、经营状态,留意是否有异常的负面信息。第二,对"充值赠送""大额折扣"保持警惕,理性看待"买得越多越便宜"——按规定,不得一次性缴纳时间跨度超过三个月或六十课时的费用,超长课时包本身就是风险信号。第三,尽量通过监管平台或对公账户缴费,保留好合同、发票、付款记录和课时消耗记录,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第四,一旦发现机构有停课、跑路迹象,应尽快联合其他家长,固定证据、及时投诉报案,动作越快,追回损失的可能越大。
"预付费监管的最后一公里,既要靠制度的完善,也要靠每一个消费者的警醒。"潘嵩主任律师说,"监管要真正把预收资金管起来,让机构的钱'看得见、管得住、退得出';家长也要明白,优惠的背后可能是风险,把钱交出去之前,多问一句'这笔钱安全吗',或许就能避免一场损失。"
半年后,李芳的女儿转到了一家新机构,一周一次课,按学期缴费,钱不多,但李芳踏实了。她说,自己现在学"精"了——不再迷信大机构的招牌,也不再贪图大额优惠,每次缴费都盯着合同和发票。
那个维权群还保持着,名字从"启航退款维权群"改成了"家长互助群"。群里偶尔有人分享哪家机构靠谱、哪种套餐有坑,更多的是大家互相提醒:别再把一整个学期的钱,一次性交出去。
李芳说,她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家长不用再操心"机构会不会跑路",孩子能安安心心上完每一节课。这个愿望朴素得近乎卑微,却恰恰是预付式消费监管必须回答的问题——当信任可以不被辜负,当预交的钱有制度守护,"最后一公里",才算真正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