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的一个凌晨,天还没亮,城郊一间挂着"仓储物流"牌子的仓库里,灯突然亮了。老郑(化名)正指挥工人往厢式货车上搬纸箱,箱子里装的不是普通货物,而是印着某知名运动品牌标志的"高仿"运动鞋。卷帘门被推起的那一刻,他手里还攥着一张没来得及撕掉的送货单。
带队的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开始清点现场。货架上、纸箱里,成千上万双仿冒鞋被逐一登记、封存、拍照。后来统计,现场查扣的假冒商品货值金额高达一百二十余万元。老郑被请到仓库门口的塑料凳上坐下,七月的夜风裹着潮气,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心里盘算的还是那个老问题:"不就是卖点假鞋吗,罚点钱应该就能了结了吧?"
他不知道的是,这一次,事情不会像过去那样"罚钱了事"。
在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梳理的一批知识产权执法与行刑衔接案卷中,老郑的案子颇具代表性——它把一道长期困扰基层执法的选择题摆上了台面:查获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时,究竟是罚款了事,还是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道"旋转门"往哪边转,考验的不只是执法者的判断,更是法治的边界。
从档口小老板到"仓库老板"
要理解老郑的处境,得从十几年前说起。
老郑是南方人,二十出头就跟着同乡到这座城市打工,在服装批发市场租下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档口,做起运动鞋的批发生意。最初他卖的都是正规渠道的货,利润薄,起早贪黑,一年下来也就挣个辛苦钱。他至今记得,2015年前后,档口隔壁的生意人开始悄悄卖"高仿"鞋——外观几乎和正品一模一样,价格却只有正品的十分之一,一双能赚几十块。
"一开始我是看不上的,觉得那是造假,丢人。"老郑说。可现实很骨感:正规货越来越难卖,房租却年年涨。有一次,他积压了一批正品鞋,眼看就要砸在手里,隔壁老板一句话点醒了他:"这年头,谁还较那个真?客人要的就是那个牌子、那个样子。"
老郑的档口开始"两条腿走路"——白天摆正品,晚上接"高仿"的订单。他的客户多是外地来的二级批发商和几个做直播带货的团队,走量很大。慢慢地,"高仿"生意反倒成了主业。他把档口缩到最小,在城郊租下这间仓库,雇了几个工人,专门做仓储和发货。为了躲避检查,仓库对外挂着"仓储物流"的牌子,发货用化名,收款走好几张不同的银行卡,送货单上也只写代号。
执法人员的到来并非偶然。据报道,这轮针对侵权假冒商品的专项整治,线索来自多方面:有品牌方的举报,有平台推送的异常交易数据,也有前期查获的同类案件里顺藤摸瓜挖出的上下游关系。老郑的仓库,正是在这样一张越收越紧的网里被锁定的。
现场的细节让办案人员印象很深:仓库里码放的假鞋按品牌、尺码分门别类,外包装箱上贴着只有内部人才看得懂的字母代码;一摞摞送货单记着密密麻麻的型号和数字;角落里还有几台用于打印商标标识的小型设备。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这不是偶发的小打小闹,而是有组织、有规模的制售假冒商品行为。
罚,还是不罚
查获之后,第一道关口落在了市场监管部门面前。
按照惯例,类似的售假案件,过去常见的处理方式是行政处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假冒商品和违法所得,再按货值金额处以罚款。对老郑这样的人来说,这套流程他并不陌生——这些年,他在不同地方被查过几次,都是交了罚款、写了保证书,很快就"重新开张"。他自己也认定,这次不过是"破点财"。
但这一次的案情,有几个绕不开的关键词:货值金额一百二十余万元、有组织仓储、多批次销售、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办案人员心里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达到一定数额的,就可能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而现场查扣的货值金额,往往已经远超行政处罚的范畴,触及了刑事追责的门槛。
问题的难点在于,"罚"与"刑"之间,并不是一道自动切换的开关。
老郑的态度很典型。在做笔录时,他反复强调自己"不知道这是犯罪","一直以为最多罚款",甚至委屈地说:"我要是知道会坐牢,打死我也不敢干。"这句话不全是狡辩——事实上,很多中小经营者对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确实缺乏清晰认知。他们把"违法"和"犯罪"混为一谈,总觉得"犯点错,罚钱认了",从未意识到有些行为已经越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红线。
执法部门内部,也曾有过不同的声音。一种意见认为,老郑毕竟是个体经营者,售假虽不对,但终究没造成人身伤害,罚款足以惩戒,移送公安"太重了";何况地方上一直把这类商户当作税源和就业,能宽则宽。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货值金额明摆在那里,够得上刑事立案标准,如果这次又"罚款了事",等于变相鼓励铤而走险,对那些老实守法的商户也不公平。
这道选择题,行内有个形象的说法,叫"以罚代刑"与"依法移送"之争。
"旋转门"为何必须转起来
"以罚代刑",指的是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却以行政处罚代替,罚钱放人。这种做法之所以被明令禁止,是因为它带来三重危害。
其一,它放纵了犯罪。罚款对有的经营者而言只是"割肉",缴完罚款继续干,违法成本极低;而对守规矩的市场主体来说,这恰恰是最不公平的竞争——造假者赚得盆满钵满,罚款不过是"经营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它破坏了法治统一。同样是售假,甲地罚款了事,乙地移送追刑,执法的尺度就会因地域、因人情、因部门利益而摇摆,市场规则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
其三,它可能掩盖利益输送。个别地方出于地方保护或部门利益,把罚没收入当作"摇钱树",用罚款替代移送,背后往往藏着说不清的猫腻。
正因如此,国家早在多年前就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制度。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情节、后果等,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向公安机关移送,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进一步明确,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制度的方向是清晰的,难的是落地。行刑衔接在基层实践中,长期面临几道现实的坎。
第一道坎是"标准统一"。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往往有一条以数额、情节划定的界限。比如售假,涉嫌犯罪需要达到一定的销售金额或货值金额。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货值""金额"的计算口径有时并不完全一致——按标价算还是按实际成交价算,已售和未售如何合并计算,这些细节直接决定是否够得上刑事门槛,需要执法与司法机关反复对接。
第二道坎是"证据转化"。行政处罚阶段收集的证据,能否直接用于刑事程序?由于前期固定证据时,往往是按照行政执法的程序和标准进行的,等到案件移送时,有些证据在形式上或程序上未必符合刑事诉讼的严格要求。一旦关键证据需要重新收集,而现场早已变化、物证可能灭失,追诉就会陷入被动。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在查处之初,就带着"行刑衔接"的预判去规范取证。
第三道坎是"信息共享"。过去,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像是两条平行线,案件线索靠人工传递,容易脱节、遗漏。近年来,各地陆续建立行刑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案件线索、移送情况、处理结果网上流转、留痕可查,让该移的案件"移得出、看得见、管得住"。这道数字化的闸门,正在把"旋转门"卡得更严。
回到老郑的案子。经过对货值金额、销售记录的仔细核算,并对照刑事立案标准,办案部门最终认定:本案已涉嫌构成犯罪,不能仅以行政处罚结案。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进入刑事程序。老郑从那个塑料凳上站起来时,腿有些发软——他第一次意识到,这次要面对的,不再是一张罚单。
潘嵩主任律师的评价
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指出,行刑衔接是法治链条中关于"罚"与"刑"的一道关键闸门,它的核心逻辑是: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选择题",而是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依次递进的责任体系。"当违法行为的危害越过刑事门槛,罚款就不能'买断'责任。这一点,经营者必须有清醒认识。"
潘嵩主任律师分析,实践中大量经营者像老郑一样,把"违法"和"犯罪"混为一谈,误以为"交点罚款就没事"。但从法律上看,二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而刑罚针对的是触犯刑法、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制售伪劣产品、危害食品安全等行为,一旦金额或情节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就不再是'罚钱了事'的问题,而可能面临有期徒刑、罚金乃至没收财产。"
他特别提示企业经营者注意三点。第一,要认清"数额红线"。许多罪名都以销售金额、货值金额、违法所得等作为入罪标准,经营者对"卖了多少、库存多少"要有清晰的账目认识,不能抱侥幸心理。第二,证据意识要前置。企业应当保存好正规的进货渠道凭证、授权文件和财务记录,一旦被查处,这些材料可能成为证明主观状态、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第三,切勿试图"私了"或转移证据。在执法检查中隐匿、销毁证据,甚至暴力抗法,只会让性质进一步恶化。
从制度层面,潘嵩主任律师认为,行刑衔接机制这些年最大的进步,是从"靠人自觉"走向"靠制度约束"。信息共享平台、案件移送标准、证据转化规则的不断完善,让"以罚代刑"的空间被大幅压缩。"这对守法经营者其实是利好——它维护的是'造假者受重罚、守法者得公平'的市场秩序。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恰恰建立在这种确定的、可预期的责任追究之上。"
旋转门里的命运
几个月后,老郑的案子有了结果。他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个曾经堆满假鞋的仓库,早已换了租户,门口的"仓储物流"牌子也被摘下。听说案子的人里,有人唏嘘,有人觉得"罚得太重",也有人私下庆幸"还好这次不是自己"。
在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接触的同类案件里,像老郑这样的经营者不在少数。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都是老实本分的小生意人,是在"别人都这么干""罚点钱就没事"的错觉里,一步步越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线。等到回头看时,才发现那道"旋转门"早已不是罚与不罚的摇摆,而是违法与犯罪的分野。
市场经济的秩序,从来不是靠"罚酒三杯"维系起来的。当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各司其职、无缝衔接,才能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老郑坐在塑料凳上抽烟的那个凌晨,或许正是许多类似命运的转折点——只是当时,他并没有听见那扇门转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