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司法解释系列解读 · 第19篇
一枚公章的重量
——刑民交叉司法解释系列解读之十九:骗子签的合同,公司认还是不认

2019年夏天,承兴系实际控制人罗静被警方带走,一场横跨数年的巨额骗局浮出水面:承兴系公司被指控虚构了对京东、苏宁等电商巨头的巨额应收账款,拿着伪造的确认文件,从诺亚财富等多家金融机构持续融资,涉案规模达数百亿元。
刑事程序最终给罗静等人定罪量刑,但金融圈的震撼远未平息——因为真正的战场很快转移到了民事法庭:诺亚方面起诉京东、苏宁,主张这些电商巨头对融资损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电商巨头则否认合同与自己有关,主张文件是伪造的、账款是虚构的。
这场大战的核心法律问题,几乎浓缩了刑民交叉案件中最经典的一问:行为人构成犯罪,签的合同盖的章,公司到底认不认?
同样的拷问也发生在其他著名案件里:银行支行行长伪造理财产品的,银行认不认?员工私刻公章签合同的,公司认不认?这些案子在过去十多年里,裁判尺度时松时紧,让无数企业和金融机构如履薄冰。
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给出了迄今最清晰的分流规则。
一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了三分法——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相对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的,区分三种情形:
其一,有权代理或者构成表见代理的:相对人主张合同对单位发生效力、由其承担违约责任,依法予以支持。
其二,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的:相对人主张合同对单位发生效力、由其承担违约责任,不予支持。
其三,但书条款:该单位有过错的,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二款把这套规则延伸到最常见的内部人场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相对人主张合同对单位发生效力并由其担责的,参照前款处理。
三分法的枢纽,是"表见代理"。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翻译成商业语言:骗子假扮得足够像,让一个正常的生意人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有权代表公司,那么公司要为这个"像"买单。
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潘嵩说:"表见代理制度的本质,是在两个无辜者之间分配风险——被骗的公司和被骗的相对人都没有全部的过错,法律要看谁创造了那个'让交易相对人信以为真'的外观。公章是你保管的,场所是你的经营地,行长穿着你的工牌坐在你的贵宾室——这些外观是谁的疏漏铺出来的,责任就往谁身上倾斜。"
二
第三种情形——单位有过错时的赔偿责任——是本条最精细的平衡术。
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相对人的违约责任请求被驳回——到此为止吗?不。如果公司在骗局的形成中并非无辜:印章管理形同虚设、离职员工的名片和授权书满天飞、对明显异常的交易视而不见——那么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单位按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注意措辞的差别:合同效力上"不予支持",赔偿责任上"可以参照"。合同不生效是一回事,过错赔偿是另一回事。潘嵩解释这个设计的深意:"三分法的价值在于精确。过去裁判常常在'公司全担'与'公司全免'之间钟摆,两边都制造不公——全担,等于惩罚所有被冒名的公司;全免,等于放任公司用最松的印章管理收割相对人。现在的规则把两个问题拆开:合同效力问题严守代理规则,损失分配问题引入过错原则。公司可能不担违约责任,但逃不掉与过错匹配的赔偿份额。"
三
回到承兴案式的纠纷。按第十九条的框架,审理的路径图清晰起来:第一步,查融资机构所依据的应收账款确认文件,其形成是否构成对电商公司的有权代理或表见代理——文件是谁出具、在什么场所、用什么印、电商平台此前的对账惯例如何;第二步,若不构成,查电商公司在相关人员身份、系统对接、历史交易默许等方面有无过错及程度;第三步,按过错比例分配赔偿责任,而不是在"全担"与"全免"之间孤注一掷。
"对企业的启示同样直白:印章、授权、人、场所,四个外观要素的日常管理,就是你的法律责任刻度表。"潘嵩说,"规则不保护躺平的公司——无论你是被冒名的一方,还是追责的一方。"
第十九条处理的是"骗来的合同"——从订立那一刻起,单位就不想认。但还有一类更隐蔽的情形:合同是真的,履行是假的——销售经理收了客户的货款却揣进自己口袋,订单却真实存在于公司系统里。这类"真合同、假履行"的责任分配,是第二十条的故事。
本文为系列解读第19篇,对应法释〔2026〕19号第19条。文中案例依据公开裁判文书与公开报道整理,观点仅供学习研究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